文學翻譯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討

文學翻譯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討
　　
　　作者/吳定敏
　　
　　翻譯作為人類活動形式之一，從人類誕生起就已經出現了。在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已經出現了多次翻譯高潮，其中最突出的當屬漢代以來到唐朝宋朝的佛經翻譯，清朝末年至“五四”運動前后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翻譯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到現在的百花齊放的局面。可以說，翻譯為我國的對外對內文化交流事業(y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沒有翻譯，就沒有中國的近代化以及現代化的快速發(fā)展。翻譯不僅在中國有著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同樣也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說，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翻譯史。作為西方文學的經典之一的《圣經》在西方社會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影響頗大，而《圣經》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同樣仰仗翻譯的貢獻。從希伯來語、希臘語轉化為拉丁語、德語、英語等，進而普及整個西方世界，無不是翻譯的功勞�？傊�，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整個人類世界，翻譯活動作為一個特殊的人類活動，到現今已成為一門科學或學科，為人類文明的傳播與發(fā)展作出了杰出貢獻。但是，翻譯作為一門標準從誕生之日到今天都無法統(tǒng)一的活動或科學在其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還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尤其是在翻譯活動中占有相當地位的文學翻譯，其標準更是難以統(tǒng)一，也就出現了譯作中原著“魂”的缺失現象，本文擬從幾個方面探討文學翻譯中“魂”的缺失現象。
　　
　　一、原著之“魂”缺失的成因
　　
　　從翻譯的出現一直到翻譯成為一門科學，最初的純實踐活動已演變成了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活動。隨之而生的翻譯理論也是五花八門，不同的理論都有著各自特定的優(yōu)勢，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場合發(fā)揮著獨特的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有著缺陷。比如說影響極大的功能主義翻譯理論，該理論是于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興起的一種翻譯理論，并很快在西方傳播蔓延，具有一定的影響。這種理論主要是針對傳統(tǒng)以語言形式為主的翻譯理論，提出翻譯當以目的為綱，弱化翻譯的語言形式，首先達到傳輸某種思想、觀點、事實的目的，然后再顧及其他因素，這就在無形中降低了語言的多樣化與色彩化，必然會在翻譯過程中使原著失色不少。更為重要的是，功能翻譯理論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導向，沒有具體的翻譯準則，即為了達到譯者的目的，可以靈活決定是直譯還是意譯。這就說明，為了達到不同的翻譯目的，同一個作品可以由不同譯者根據自己的目的做出風格迥異的譯作。同時，就是同一個譯者，也會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對同一個文學作品作出不同版本的譯作。當然，我們無法判定誰是誰非，只有說哪一個版本的作品更適合哪一個目的，目的在翻譯中決定了我們的翻譯手段、翻譯視角，甚至翻譯工具等。根據克里斯蒂安娜，諾德的說法：“目的原則解決了直譯還是意譯、動態(tài)對等還是形式對等、靈活的譯者還是保守的譯者等讓人進退維谷的問題。”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外來文化在目的語國的發(fā)展，接納了世界文化。它是以目的為導向的，翻譯活動的前提是確定導向，即目標——為什么要做出某一具體的翻譯活動。這樣一來，翻譯的完成是以某種目的的實現為標志的，也就是傳輸了某個具體文本的基本信息，而很大程度上會遺漏或忽略一些譯者認為不重要但有民族色彩的東西，也就是作品中“魂”的表現形式之一。
　　
　　《紅樓夢》是我國經典的四大名著之一，稱得上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從場面到人物刻畫，不僅氣勢恢弘，更是在細節(jié)之處刻畫技藝爐火純青，絕對是中國少有的鴻篇巨制，在中國文學界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而把這樣的傳世佳作傳出國門，更是意義非凡。但是，想把這樣有中國特色的文學巨制翻譯成外語絕非易事。小說中不僅有100多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還有相當部分的中國詩歌、對聯、習語、典故等，這些異域文化特色的元素給翻譯工作帶來了相當的難度，在某種程度上是難以逾越的。其中，外國學者庫恩在其《紅樓夢》譯作序言中如是說：“一座難以征服的高山——神秘而險要。”當然我們要弄清楚庫恩等一批外國學者翻譯的《紅樓夢》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使外國讀者有一個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和機會，就是使中國古典文學典籍本地語化，而不是給西方人呈現一個對等的而充滿腳注的蹩腳作品�；�于此種目的，像庫恩等一批外國學者采用了改寫翻譯理論，大膽地把原著120回的鴻篇巨制改寫成了只有區(qū)區(qū)幾十回的外語版本。單從篇幅上我們就可以確定，大作《紅樓夢》已經物是人非，中國特有文化元素肯定喪失殆盡，譯作最多只是一個引介版本。確實如此，他們根據故事情節(jié)的需要，該修改的修改，該合并的合并，該刪除的刪除，他們只是通過刪減版本讓目的語讀者知道故事是圍繞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糾葛這個主線的，而對其他的人物情節(jié)不作以重點突出。這樣一來，他們翻譯的《紅樓夢》就成了一部“寶黛釵”的單線愛情故事，不僅沒有恢弘之氣勢，更沒有獨到之靈魂，不可避免地使原著失色不少。
　　
　　《紅樓夢》中有人物100多個，不僅名字朗朗上口，沒有重復，而且每個名字也不是隨意編寫的，它們都是有深刻寓意的，除了主要人物的名字寓意深刻之外，其他眾多小人物的名字也是暗意十足，直指當時社會現實。這也為外國學者翻譯《紅樓夢》造成了不小的難度，使其被迫采用改寫翻譯理論，使其作品僅僅停留在引介階段，而無法達到接近原著是一個文學經典的高度。比如說故事中的小人物甄英蓮，她名字的雙關意義是指“真應憐”，不僅指出了當時小人物的命運，也道出了當時社會的悲慘現實，更讓我們體味到了原著作者曹雪芹創(chuàng)作的匠心獨到之處，他似有難言之隱。賈雨村的名字含義更是豐富至極，其雙關意義在于“假語存”“假語村言”等，他是一個提綱挈領式的人物。在他們的譯作中，盡可能地采用意譯的方式，如把“黛玉”譯成“Bluejewel”，意思是“藍色的寶石”；而把“甄英蓮”譯為“Lotus”，意思為“蓮花”；把“王熙鳳”譯為“Phonix”，意指“鳳凰”。他們這樣的翻譯很巧妙地避開了中國的姓氏因素，直接用栩栩如生的形象給予命名，有一定的鮮活力，同時也是外國讀者耳熟能詳的名字，達到了其自身的翻譯目的——讓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但是從文學經典本身來看，這些人名翻譯又失去了很多耐人尋味的東西，也是作品“魂”的一部分。這樣，我們從名字上感受到人物的活力，但是無法體味背后隱含的深層次東西，包括社會背景、社會意義以及作者意圖，等等。究其原因。不能怪譯者水平有限，翻譯本身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活動，個人的理解占有一定的因素。再就是語言文化的差異，沒有完全對等的語言形式，更沒有完全對等的文化形式，這就為文學作品翻譯過程中“魂”的挖掘與顯現樹起了巨大障礙。
　　
　　原著《紅樓夢》之所以偉大與不朽，關鍵在于其文學價值與藝術價值。在《紅樓夢》原著中，有大量的中國特有的對聯、詩歌、典故等，這是一個文化的百草園，百花齊放，無奇不有，因而原著更富有文學價值。其民族性越強，其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也就越高，當然，其翻譯難度也就越大。因為沒有完全對等的文學形式以及隱藏的完全對等的文化模式與文化理念。在原著《紅樓夢》的剛開始，賈雨村有一段即興而作的五言律詩：
　　
　　未卜三生愿，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樓。
　　
　　這首五言律詩是賈雨村的中秋獻詞，表達了他要尋機一展抱負的決心和尋求紅顏知己的愿望。且不管這首五言律詩的藝術性與深刻性有幾許，但明顯是一個中國韻味的文化形式，讀上去朗朗上口，雅興倍增，富有古典風味。但是外國譯者只是把這一律詩用平白的敘述性語言譯了出來，頓時“色味”大失，味同嚼蠟。有這樣的譯文：“Beforeachievingthedream，anothersorrowcomes.Whenindepression，youcanholdbackforehead，sighingfrequently.Enjoyingthebeautyintheshadow，whocanresisttheloneliness？Iwillcometothebeautyifnecessary．”當然，這樣的解釋性翻譯有助于外語讀者對作品本意的理解，但無法令其體味到中國特色文學形式的韻味，離其“魂”又遠了一步。因為西方格律詩的形式與中國的古代格律詩是完全不同的風格，就是現在的中國學者對古代詩詞的格律研究也不是易事，何況外國譯者把其翻譯成目的語。
　　
　　二、結語
　　
　　總之，翻譯作為一項復雜而艱難的活動，確實為人類文明的交流與發(fā)展作出了貢獻，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至今翻譯的成就與研究還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尤其是文學翻譯領域，任重而道遠，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原著作品本意的傳達，更要側重作品“魂”的挖掘與釋放；我們不能囿于原有理論的束縛，而要開拓創(chuàng)新，突破理論，更新理論，更好地指導翻譯實踐，為文學翻譯開拓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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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定敏（1964-），女，四川宜賓人，本科，宜賓職業(yè)技術學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英語教學理論與實踐研究、英語語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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