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包容兼收并蓄

--－談藏語保護法規(guī)的出臺、岳飛的民族英雄稱號及其他

據(jù)國內媒體報道，西藏地方政府在2002年6月已經通過了一項關于學習、使用和發(fā)展藏語文的地方法規(guī)。其關鍵性的內容是--在西藏自治區(qū)范圍內，藏語將受到特殊保護和優(yōu)待。今后在西藏地區(qū)，不管那個民族，都要盡可能地學習和使用藏語，以保護藏語和藏語文化不被淘汰和滅絕。這項決定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值得每一個致力祖國復興和消弭民族矛盾的仁人志士們深入思考。

這個政策的出臺，意味著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擯棄了絕對的中央集權和單方面民族同化即漢化的大傳統(tǒng)。中國歷代的漢民族政權，一直堅持漢族中心主義的文化政治本位，不僅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強制推廣漢語、漢語文化和漢族的生活方式，而且常常針對少數(shù)民族采取移民實邊的人海戰(zhàn)術進行同化。而少數(shù)民族中的有識之士，也歷來推崇和積極模仿漢民族的一切文化成就，提倡與漢族人民雜居和通婚。這種雙向交流的傳統(tǒng)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使得以漢民族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在東亞地區(qū)長期保持了文化上的強勢和連續(xù)性。這對于中國長期保持了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政治共同體的國家框架，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種做法很多時候趨于強硬、簡單和粗暴，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和誤會。

一九四九年以后，與某些敵對勢力的誣蔑造謠相反，新中國在堅持文化多元主義方面，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首屈一指的。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幫助中國境內很多沒有形成本民族文字的少數(shù)民族，創(chuàng)建了自己的文字。這樣的做法與古今中外歷史上的強勢民族千方百計地消滅弱勢民族文化的霸道作風有天壤之別。這種盡力保持預言文化多樣性的民族政策現(xiàn)在也一直在執(zhí)行中。這次藏語保護法規(guī)的出臺，就是一個新的階段性的標志。承認文化的本質和世界的本質是多元的，如實地反映，自覺地履行。這近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了。

對于強勢者來說，幫助弱者的最為可取的方式就是促使他們能夠自立自強，自覺自愿壓抑優(yōu)勢的展現(xiàn)和炫耀，最終以平等和富有尊嚴的方式相處。新中國長期以來規(guī)定，凡是父母有一方是少數(shù)民族的，子女一般選擇少數(shù)民族身份。這種傾向和扶助弱者的政策，更能夠體現(xiàn)漢民族博大的胸懷。任何一個強大和自信的民族都敢于吸納和接受一切新鮮血液。但是，卻只有一個慷慨和仁慈的民族才愿意扶弱制強，自我損抑，以盡人事，以合天道。勝人者力，自勝者強。強大居下，柔弱居上。永遠拒絕那種頤指氣使，飛揚跋扈的單邊主義霸權的誘惑，這才是強大的最高境界。施予他人的真正恩惠，就是愿意促使他人真正的自立與強大，因此自覺自愿地抑制自己的野心和沖動，從而使自己能與他人真正平等與和平地相處。以柔克剛，以情動人，這種寬容博大的作風，絕不是那些貌似強大，內心懦弱的封閉的民族所能堅持的。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厚往薄來，克己復禮，這是任何一個民族走向興旺發(fā)達，贏得其他民族擁戴的必由之路。

不管在歷史上，漢民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存在過多少恩恩怨怨，歷史已經永久的逝去了。中國先哲云，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動。圣經上說，上帝總是選擇弱者。因此現(xiàn)在處于強大的一方，自我損抑，維護弱者的自尊心，提供弱者的安全感，將有助于消弭他們的仇恨和反抗的心理，這樣就不會導致極端局面的出現(xiàn)。尤其是可以防止敵對勢力惡意利用民族情感，挑起民族沖突。當藏族人民和藏語文化無論是在人數(shù)上還是在政治上都處于弱勢的時候，由國家政權出面，對藏族與藏語文化進行特殊的，傾向性的保護是絕對有必要的。同時我們也有理由希望這種明智與現(xiàn)實的政策能夠在新疆、蒙古以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大規(guī)模聚居地區(qū)普遍使用。

也許在西藏的有些漢族群眾甚至包括內地的某些崇尚國家文化統(tǒng)一的人們不大能理解這種法規(guī)的良苦用心。覺得說藏語不大習慣或者是認為漢族人說藏語沒有必要。實際上，從維護藏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角度來說，在西藏地區(qū)的漢族群眾也許光學會說藏語也許還不夠，最好是也模仿藏族的風俗，穿著藏族的服飾。以達到難分彼此，渾然一體，物我兩忘的境界。史書上記載，大禹周游天下，入鄉(xiāng)問俗，隨遇而安。至裸人國，則也跟他們一樣脫去衣裳，在離開的時候，才穿上衣服。外在的習俗、服飾和語言，無非就都是廣義上的一件衣服罷了。中國古人并不太重視這些東西。在中國各民族中，只有漢族沒有特色鮮明的民族服飾。這種把外在的語言和習俗當作外在的衣服來穿的的明智、通達與現(xiàn)實的態(tài)度，是中華民族最可貴的精神遺產。圣人不滯于物，與世推移。在人類的歷史上，只有真正的英雄和偉大人物，才會具有寬廣的胸懷和遠大的志向；才能與時俱進，以德治國，推行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偉大政策。而這些政策最終將贏得各民族人民的普遍支持。

興滅國，繼絕世。繼往圣，致太平。我們偉大的祖國通過種種政策和措施，給那些已經衰落的古老民族注入新的活力，恢復他們的古老的文化和維護他們的自尊心。使那些在歷史上創(chuàng)造了輝煌文明的民族，能夠永遠記住他們的輝煌歷史；使那些英雄的傳奇、動人的傳說和壯麗的史詩都能夠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無限豐富我們偉大祖國的文化寶庫；并最終使得我們偉大祖國境內的各民族真正以平等、自愿和富有尊嚴的方式聯(lián)合起來。這才是真正的大仁大義，這必將成為垂于萬世的堯典洪范。

另據(jù)媒體報道，中國教育部在新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中作了如下規(guī)定規(guī)定--由于岳飛和文天祥當時所反抗的女真族和蒙古族入侵勢力已經長期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今后不宜再稱岳飛與文天祥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以較為模糊的愛國英雄來稱呼。針對此事，專家學者以及普通網友在各類新聞媒體中爆發(fā)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論。這兩件事情雖然在媒體中受到的關注程度迥然有異，但是它們之間是有極為深刻的內在聯(lián)系的。

這個民族英雄稱號事件的關鍵在于，我們應不應該糾纏在民族英雄的稱號中不能自拔。不管是把岳飛和文天祥定義為漢民族的英雄還是中華民族的英雄，都不能確切地道出他們英雄行為的本質。民族主義的觀念來源于近代歐洲民族國家本位競爭基礎上的特殊歷史格局。用那種格局孕育出來的民族主義觀念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的各民族勢力和各政治集團爭天下的政治格局，可謂是南轅北轍，離題萬里。中國的近現(xiàn)代民族主義是在東西方殖民主義強盜的野蠻進攻和殘酷剝削壓迫以及長期落后的危機感中產生的一種防御性、自衛(wèi)性和追趕性的機制，不能再無限向古代推延。P!p+E,Lh"P^zpiAf1?a$F#6K|n7經濟學論文#}-)m{{T4j^PvJ_)a/|&JnkqG

以岳飛與文天祥之所以值得后人們緬懷與歌頌，在于他們的那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在于他們那種以弱抗強，保衛(wèi)家園的和平主義信念；在于他們那種以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于他們那種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巨大勇氣。他們不計成敗立鈍，不計個人安危，在祖國和人民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精忠報國。"道之所在，心之所安，雖千萬人拒之，吾往矣。"幾千年來，正是依靠了以岳飛和文天祥為典型代表的無數(shù)英雄人物的奮斗，才使得中華民族和中國文明避免了其他古老民族和文明古國身死國滅和文明停滯的悲慘命運。也只有這種的慷慨赴難，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才能夠超越時代與民族，被古往今來的全人類所共同接受。論文開放包容兼收并蓄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不管后人是怎么評價岳飛，認為是封建愚忠還是精忠報國，岳飛都是一個悲劇性的英雄。在那個皇帝是國家的象征，甚至是國家的唯一內容，忠君才是愛國的年代里，他不可能超越這種規(guī)范和限制。偉大的學者陳寅恪先生有言，"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任何一個英雄豪杰，在這種觀念的制約下，只能以死報君王，而不能犯上作亂，取而代之。何況趙構并非那種亡國之君，好歹也算半個中興之主。

我國著名的學者和戰(zhàn)略家何新先生則發(fā)人之未發(fā)，非常深刻地指出，"政治本身是一權力制衡和平衡之藝術，趙構誠亦難得之政治奇才也"。為了保住趙姓江山，他"處危亡之境而行平衡之術"，"以宋將制金人，而又借金人之勢牽制諸大將。再以諸節(jié)度使并列，竟成犬牙交錯之勢以相牽制，終削弱之。又以文官宰相無兵權者總制之。"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運籌帷幄，縱橫捭闔。既從野蠻軍事霸權民族的手中保住了漢民族的半壁江山，也避免了安史之亂以來形成的武人擁兵自重，藩鎮(zhèn)割據(jù)，長期內戰(zhàn)的格局。而南宋的財富總量和生活水平絲毫不亞于北宋的全盛時代。這一段支離破碎與悲喜交加的歷史，今天的人們也未必能夠把它分析得一清二楚，面面俱到，在情感、信念和理智上毫無粘連與糾葛。

如果能夠放寬歷史的視野，不僅僅從漢民族的文化政治本位來看待歷史問題。那么當時在遼金宋三國對峙和宋金戰(zhàn)爭的年代里，金國的領袖人物完顏阿骨打、粘罕、斡離不和兀術等人，站在女真族的立場上來看，又何嘗不是英雄？一個弱小的民族，奮起于白山黑水之間，能夠接連戰(zhàn)勝亞洲甚至是全世界第一強國遼帝國和第一富國宋帝國，締造了一個同樣遼闊與強大的帝國，這種輝煌與壯麗的場景在古往今來的人類歷史舞臺上也是屈指可數(shù)的。就把那些異族的英雄人物也吸納進中華民族的先賢祠與萬神殿中來吧！只有以恢弘的氣度與博大的胸懷來對待歷史恩怨，才能使中華民族獲得空前的和解與友愛。

漢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但絕對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組成部分。中國歷史上的漢族政權，在漢民族處于擴張的強勢的時候，就提倡華夷一家，以消弭民族矛盾和異族的反抗心理；在漢族處于防御的弱勢的時候，就提倡華夷有別，以鼓舞漢族人民抵抗異族侵略士氣。這其間其實并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唯一一以貫之的就是盡可能地使更多的人生存下來的人本思想和振興古老中國文化的意志。我國著名歷史學家葛健雄先生指出，中國農耕文明區(qū)的統(tǒng)一是農業(yè)民族，但是只有游牧民族的侵入，才使得農耕文明區(qū)與游牧文明區(qū)得到空前的統(tǒng)一。在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共同體中，進行長期的文化經濟交流與共同生活，使各族人民都認識到了國家的統(tǒng)一與民族間和平的可貴。因此從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到五十六個民族大團結的新中國，各民族之間友好相處一直是主流。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各民族不斷融合和創(chuàng)新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正統(tǒng)，不在于漢民族居于統(tǒng)治地位還是少數(shù)民族居于統(tǒng)治地位，而在于哪個政權能使國家獲得大一統(tǒng)和人民獲得整體意義上的自由、幸福與尊嚴。至少是堅持了這條理想，給予人民以希望。因此，無論是哪個民族和那個政治集團，只要承認這一條的最高權威，才能獲得歷史的承認和后人的仿效。在歷史上我們犧牲了無數(shù)人的生命，那種暴行無論是異族統(tǒng)治者還是漢族統(tǒng)治者施加的，都應該永遠受到譴責。但是人死不能復生，不管我們經歷了什么災難，我們現(xiàn)在還是活了下來。這就是我們還能夠對歷史進行反思和總結的現(xiàn)實基礎，因此我們的一切政策都應該首先考慮如何使現(xiàn)在的國家與現(xiàn)在的人民更好地生存與延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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