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減負”要防止“黃宗羲定律”的陷阱

        “農民減負”要防止“黃宗羲定律”的陷阱
　近年來“農民負擔”問題日益成為決策層、理論界和社會大眾關注的對象。而“減負”年年講，“負擔”逐年增，已成為我國經(jīng)濟繁榮中搶眼的暗點之一。為此人們從純財政角度提出并實踐了許多對策，如絕對量控制、負擔率控制、發(fā)放負擔卡、壓縮財政開支等等，而“并稅除費”的征收方式改革則似乎是人們講得最多的，一些論者還稱之為治本之策。
　　我是贊成在一定條件下“并稅除費”的，因為當前“稅輕費重”之弊的確十分突出。但應當強調的是：“并稅除費”如無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種制度環(huán)境下它的中長期效果可能是適得其反的。在這方面，我國歷史上的教訓不少，財政史上所謂的“黃宗羲定律”就很發(fā)人深省。
　　被稱為中國“啟蒙思想家”的明清之際大儒黃宗羲，在那個錦衣衛(wèi)、東西廠的特務政治和“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的痞子世風葬送了明王朝、儒生們的抗清也已完全失敗后，痛定思痛，不僅對明王朝而且對整個傳統(tǒng)體制都進行了深刻反思。他以“天下為公”的儒家信條為武器，不僅對專制君主制，而且對秦以來兩千年間的“法制”、政治上的內外朝之制、科舉選官及胥吏之制、軍事上的兵志與方鎮(zhèn)之制、經(jīng)濟上的土地制度與賦役制度、以及后宮宦官制度、學校制度等，都進行了系統(tǒng)的評論。其中，他批判一條鞭法而要求恢復賦役分征，似乎顯得頗為“保守”。但只要我們不抱有越晚近的東西越“進步”的先入之見，就應當承認他的批判是極有洞見的，而且他的評論實際上遠遠超出一條鞭法本身，對傳統(tǒng)帝國千年以來“農民負擔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的根本缺陷，也堪稱認識深刻。他的這些話對我們今天面臨的同類問題，也不無啟示意義。
　　包括一條鞭法在內的歷代“并稅式改革”，連同“易知由單”這樣的配套措施，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屢屢出現(xiàn)。由于我國傳統(tǒng)賦役歷來就有“明稅輕、暗稅重、橫征雜派無底洞”的弊病，而在專制王朝費用剛性增長的條件下，財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為出”。為克服胡征亂派之弊、減少稅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層層貪污中飽，并稅—除費—簡化稅則，就成為主流的改革思路。僅在明清兩代，便搞過“征一法”、“一串鈴”、“一條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從朝廷到基層的明暗正雜諸稅（賦、役）“悉并為一條”，“一切總征之”。并同時下令不得再征他費,往往還給農民發(fā)放“易知由單”（法定稅目表），允許農民照單納稅并拒納所列稅目以外的雜派。
　　一般說來，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內使“向來叢弊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長期效果卻無例外地與初衷相反。原因很簡單：原來稅種繁多時雖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這些稅種包括了能夠“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來者難以再出新花樣。如今并而為一，諸名目盡失，恰好為后人新立名目創(chuàng)造了條件。時間稍移，人們“忘了”今天的“正稅”已包含了以前的雜派，一旦“雜用”不足，便會重出加派。黃宗羲精辟地把它總結為“積累莫返之害”，他說：“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谷，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楊炎變?yōu)閮啥悾�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并庸調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嘗減庸調于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后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銀力二差又并入于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后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萬歷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為戶部，合三餉為一，是新餉練餉又并入于兩稅也。至今日以為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無幾矣�！边@意思是說：唐初的租庸調制度本來分為土地稅（即“租”，征收谷物）、人頭稅（“庸”，征收絹）和戶稅（“調”，征收麻布）。晚唐楊炎改革為兩稅法，全都以貧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為標準來征收，雖然沒有了戶稅和人頭稅的名目，其實這兩項征收已經(jīng)并入了土地稅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沒有從中減去戶稅和人頭稅，然而卻在此之外重又開征新的人頭稅目（“丁身錢米”）。后人習以為常，認為“兩稅”只是土地稅，“丁身”才是戶稅和人頭稅，其實那是重復征收的。如果當初不把庸、調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楊炎的稅制改革一時有小利，卻給后世留下大害。到明代，在兩稅、丁口稅之外，又征勞役

        （力差）和代役租（銀差），本來是十年輪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為一條鞭法，把兩稅、丁口、差役和各項雜派全都歸并到一起征收，原來每十年中輪值一年的差役負擔，如今分攤到十年里征收了。這實際上是把銀、力二差又歸并到了兩稅中。但不久每到輪值之年，各種雜役又紛紛派了下來。后人習以為常，認為“條鞭”只是兩稅，而雜役則是該著輪流當差的，誰知道那也是重復征收的？如果當初不取消銀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條鞭法也是一時有小利，卻給后世留下大害。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舊餉（遼餉）500萬兩，新餉（剿餉）900萬兩和練餉730萬兩。戶部尚書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餉歸并為一，實際上是把這些雜派又并入了正稅（“兩稅”）。如今（黃宗羲寫作時的清初）人們以兩稅之征為理所當然，豈知其中包含的三餉加派正是導致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設若三餉之名目不改，人們或許還會顧其名思其義，知道這是稅外的加派，以后再加不得了。天哪！這樣每改革一次，負擔就加重一層，老百姓還有生路嗎？
　　就這樣，歷史上每搞一次“并稅”改制，就會催生出一次雜派高潮�，F(xiàn)代有史學家把這“黃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兩稅法=租庸調＋雜派
　　王安石免役錢法=兩稅法＋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
　　一條鞭法=王安石稅法＋雜派=兩稅法＋雜派＋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
　　倪元璐稅法=一條鞭法＋雜派=王安石稅法＋雜派＋雜派=兩稅法＋雜派＋雜派＋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雜派
　　地丁合一=……=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雜派＋雜派
　　通式：=a＋nx。式中為經(jīng)過n次改制之后的新稅額，a為原始稅額，x為雜派，n為改制次數(shù)。顯然，這是個累進的算術級數(shù)。
　　正是出于對這一“定律”的恐懼，明清時的一些縣志作者便在《賦役志》之類章節(jié)里把過去已經(jīng)歸并的各種雜派名目不厭其煩地列出，并告誡“后之好事者切勿輕言歸并稅則，以貽后患”。
　　黃宗羲對這類改革的看法也許比我們今天的一些評論更為深刻。正如今天人們常說軍機處之類措施“根本解決了相權問題”一樣，人們往往也說地丁合一之類措施“根本解決了”力役或人丁負擔等問題。但研究者很快發(fā)現(xiàn)早在宋代“攤丁入畝趨勢已普遍出現(xiàn)”，錢物代役更是漢朝的“算賦”、晉代的戶調、唐朝的丁庸和宋代的免役錢等多次實行過的。而清代的攤丁入畝也不過是明代一條鞭法的又一次重復，因而有“清代一條鞭法”之說。實際上，力役或人丁負擔不久又在合并后的“地丁銀”之外重復出現(xiàn)，到晚清、民國時，“地丁屬地，差徭屬人”又成了各地的常規(guī)。因此，“黃宗羲定律”實際上是專制王朝時代的又一個怪圈。
　　從并稅改制到又一次雜派高潮的“周期”，與所處王朝盛衰階段有明顯關系。王朝治世吏治相對清明時，這一周期較長，改制的積極效果也持續(xù)較久。王朝衰世吏治腐敗，周期就會大為縮短。唐初租庸調并徭役為丁庸，維持了較長時間，但唐中晚期的兩稅法就衰敗得非常之快。僅十年左右時間，弊端即已叢生。正如陸贄所說，兩稅本以大歷以來農民負擔最重的一年為標準，把大量臨時雜派并入其中，而本來這些雜派財政如果好轉是有可能減免的。如今并入常稅，已是“采非法之權令以為經(jīng)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guī)”。然而很快，兩稅之外又出現(xiàn)了“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等等臨時加派，成為經(jīng)常的附加稅。而且代役稅已并入兩稅，很快又另有以召雇為名的征役，以和市為名的科配。陸贄認為這都是并稅改制惹的禍。上引黃宗羲的話也表明，從一條鞭到倪元璐稅改，并稅引發(fā)新雜派潮的周期越來越快了。
　　當然，以“黃宗羲定律”來完全否定并稅式改革是不對的。在歷史的局限下沒有別的辦法，這種改革至少可以起到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一時之效，連這樣的改革都不搞就真是因循守舊了。兩稅法、一條鞭歷史上都算是成功的。史家往往把陸贄這樣的人視為保守派（黃宗羲有“啟蒙思想家”的大名，人們就不太說他），這也不能算錯。關鍵的問題在于：并稅式改革可以搞，但光有這樣的改革是不夠的。公民作為納稅人的權利如果長期受到忽視，如果他們總被視為“耕田奉上之草民”，那么任何單純的“稅改”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1995—1997年間筆者在一些農村稅改試點縣已經(jīng)看到那種“積累莫返之害”的苗頭。而當時一位鄉(xiāng)鎮(zhèn)官員的話給我印象很深，他說：“并稅改革的確好，過去那些統(tǒng)籌、攤派什么的，農民要就是不交，你還真沒辦法。如今一合并成皇糧國稅，農民再不交那就是抗稅了，我就好派出警察去抓人啦！”如果這樣的想法成為實行“并稅”的出發(fā)點，其危害可以想見。
　　因此我認為，在其他改革（尤其是鄉(xiāng)村民主、村民自治改革）不能配套的情況下，并稅式改革是有一定風險的。即使從治標的角度講，絕對量控制（定死征收的絕對額而多年不變，不搞什么“農民收入的百分之幾”之類軟性的相對指標，財政上厲行“量入為出”而杜絕“量出制入”）也比并稅式改革更重要。能控制住絕對量，再用并稅式改革來防止征收額流失才有意義。

        （力差）和代役租（銀差），本來是十年輪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為一條鞭法，把兩稅、丁口、差役和各項雜派全都歸并到一起征收，原來每十年中輪值一年的差役負擔，如今分攤到十年里征收了。這實際上是把銀、力二差又歸并到了兩稅中。但不久每到輪值之年，各種雜役又紛紛派了下來。后人習以為常，認為“條鞭”只是兩稅，而雜役則是該著輪流當差的，誰知道那也是重復征收的？如果當初不取消銀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條鞭法也是一時有小利，卻給后世留下大害。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舊餉（遼餉）500萬兩，新餉（剿餉）900萬兩和練餉730萬兩。戶部尚書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餉歸并為一，實際上是把這些雜派又并入了正稅（“兩稅”）。如今（黃宗羲寫作時的清初）人們以兩稅之征為理所當然，豈知其中包含的三餉加派正是導致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設若三餉之名目不改，人們或許還會顧其名思其義，知道這是稅外的加派，以后再加不得了。天哪！這樣每改革一次，負擔就加重一層，老百姓還有生路嗎？
　　就這樣，歷史上每搞一次“并稅”改制，就會催生出一次雜派高潮。現(xiàn)代有史學家把這“黃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兩稅法=租庸調＋雜派
　　王安石免役錢法=兩稅法＋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
　　一條鞭法=王安石稅法＋雜派=兩稅法＋雜派＋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
　　倪元璐稅法=一條鞭法＋雜派=王安石稅法＋雜派＋雜派=兩稅法＋雜派＋雜派＋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雜派
　　地丁合一=……=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雜派＋雜派
　　通式：=a＋nx。式中為經(jīng)過n次改制之后的新稅額，a為原始稅額，x為雜派，n為改制次數(shù)。顯然，這是個累進的算術級數(shù)。
　　正是出于對這一“定律”的恐懼，明清時的一些縣志作者便在《賦役志》之類章節(jié)里把過去已經(jīng)歸并的各種雜派名目不厭其煩地列出，并告誡“后之好事者切勿輕言歸并稅則，以貽后患”。
　　黃宗羲對這類改革的看法也許比我們今天的一些評論更為深刻。正如今天人們常說軍機處之類措施“根本解決了相權問題”一樣，人們往往也說地丁合一之類措施“根本解決了”力役或人丁負擔等問題。但研究者很快發(fā)現(xiàn)早在宋代“攤丁入畝趨勢已普遍出現(xiàn)”，錢物代役更是漢朝的“算賦”、晉代的戶調、唐朝的丁庸和宋代的免役錢等多次實行過的。而清代的攤丁入畝也不過是明代一條鞭法的又一次重復，因而有“清代一條鞭法”之說。實際上，力役或人丁負擔不久又在合并后的“地丁銀”之外重復出現(xiàn)，到晚清、民國時，“地丁屬地，差徭屬人”又成了各地的常規(guī)。因此，“黃宗羲定律”實際上是專制王朝時代的又一個怪圈。
　　從并稅改制到又一次雜派高潮的“周期”，與所處王朝盛衰階段有明顯關系。王朝治世吏治相對清明時，這一周期較長，改制的積極效果也持續(xù)較久。王朝衰世吏治腐敗，周期就會大為縮短。唐初租庸調并徭役為丁庸，維持了較長時間，但唐中晚期的兩稅法就衰敗得非常之快。僅十年左右時間，弊端即已叢生。正如陸贄所說，兩稅本以大歷以來農民負擔最重的一年為標準，把大量臨時雜派并入其中，而本來這些雜派財政如果好轉是有可能減免的。如今并入常稅，已是“采非法之權令以為經(jīng)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guī)”。然而很快，兩稅之外又出現(xiàn)了“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等等臨時加派，成為經(jīng)常的附加稅。而且代役稅已并入兩稅，很快又另有以召雇為名的征役，以和市為名的科配。陸贄認為這都是并稅改制惹的禍。上引黃宗羲的話也表明，從一條鞭到倪元璐稅改，并稅引發(fā)新雜派潮的周期越來越快了。
　　當然，以“黃宗羲定律”來完全否定并稅式改革是不對的。在歷史的局限下沒有別的辦法，這種改革至少可以起到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一時之效，連這樣的改革都不搞就真是因循守舊了。兩稅法、一條鞭歷史上都算是成功的。史家往往把陸贄這樣的人視為保守派（黃宗羲有“啟蒙思想家”的大名，人們就不太說他），這也不能算錯。關鍵的問題在于：并稅式改革可以搞，但光有這樣的改革是不夠的。公民作為納稅人的權利如果長期受到忽視，如果他們總被視為“耕田奉上之草民”，那么任何單純的“稅改”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1995—1997年間筆者在一些農村稅改試點縣已經(jīng)看到那種“積累莫返之害”的苗頭。而當時一位鄉(xiāng)鎮(zhèn)官員的話給我印象很深，他說：“并稅改革的確好，過去那些統(tǒng)籌、攤派什么的，農民要就是不交，你還真沒辦法。如今一合并成皇糧國稅，農民再不交那就是抗稅了，我就好派出警察去抓人啦！”如果這樣的想法成為實行“并稅”的出發(fā)點，其危害可以想見。
　　因此我認為，在其他改革（尤其是鄉(xiāng)村民主、村民自治改革）不能配套的情況下，并稅式改革是有一定風險的。即使從治標的角度講，絕對量控制（定死征收的絕對額而多年不變，不搞什么“農民收入的百分之幾”之類軟性的相對指標，財政上厲行“量入為出”而杜絕“量出制入”）也比并稅式改革更重要。能控制住絕對量，再用并稅式改革來防止征收額流失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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