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政治態(tài)度平議

先秦諸子學的特點是民間士人的獨立立說，體現(xiàn)了士人的獨立思想。士人會因自己的價值觀念不同而在面對王權時產(chǎn)生不同的政治態(tài)度，同時產(chǎn)生不同的政治選擇和人生選擇。要分析、比較先秦諸子的學術思想，探討諸子學特點和思想傳統(tǒng)，可以首先從先秦諸子學派對王權的不同政治態(tài)度講起。

一、先秦士人的政治態(tài)度類型

夏商周三代時期，學在官府；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化下移。東周以來，原本屬于貴族等級的“士”，到了春秋戰(zhàn)國因為逐漸失去原來的政治、經(jīng)濟特權，只能在民間社會創(chuàng)辦私學，從事知識生產(chǎn)、文化傳播，推動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文化教育下移，從而導致諸子學興起。

毫無疑問，從中華文明史的角度來看，豐富多彩的諸子學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建構了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華軸心文明。為什么諸子學能夠創(chuàng)造出如此豐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現(xiàn)代學者均高度贊賞這一個時期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士。士是中國所特有的一個社會階層。在西周，士原本是指貴族階層。西周社會的貴族階層有五部分構成，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士”是西周貴族社會中最低的等級。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一方面，原本是貴族階層的士因失去政治特權而成為擁有文化知識的平民；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平民因獲得文化知識而成為士�？傊�，“士”是那些沒有政治經(jīng)濟特權而擁有西周貴族才有的文化知識的人。春秋戰(zhàn)國時期西周封建制解體，出現(xiàn)許多憑借自己的經(jīng)濟、軍事實力而稱霸一方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君需要一批幫助他們開拓霸業(yè)、治理國家的官僚群體。顯然，那些具有爭霸能力的諸侯逐漸意識到原來那種血緣封建制的嚴重局限，紛紛形成一種養(yǎng)士、用士的風氣。春秋戰(zhàn)國時候的“士”，往往是擁有文化知識、治國才能的讀書人，他們通過擁有的知識才能被選人到官僚體系，成為所謂的“士大夫”。

戰(zhàn)國時期諸子的社會身份大多都是“士”，但是他們創(chuàng)造的知識、思想?yún)s是豐富多彩、千差萬別的，并且形成諸子百家的不同學派。諸子百家同是出身于士，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思想差異？這與士所擁有的政治態(tài)度和人生選擇有關。

本來，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士”的社會政治身份就體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可能與諸侯君主保持密切的政治聯(lián)系。無論最初是作為貴族階層成員流落民間社會的“士”，還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新產(chǎn)生的“士”，他們均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政治力量，是各諸侯霸主“養(yǎng)”和“用”的對象，所以他們可能成為諸侯統(tǒng)治集團的成員。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與現(xiàn)實政治、君主權力保持一定的距離。由于士大多已經(jīng)失去原來的貴族身份，他們或者已經(jīng)成為相對獨立自由的個體，與君主政體并無必然聯(lián)系；或者游走、歸屬于不同的諸侯國家、不同的君主，而并不屬于某一個固定的政治集團。

“士”的身份體現(xiàn)出來的多元化特點，使得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和人生選擇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狀態(tài)。具體而言，士人會因自己的價值觀念不同而在面對王權時產(chǎn)生不同的政治態(tài)度，同時產(chǎn)生不同的政治選擇和人生選擇。如果我們要將諸子百家對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做一基本分類的話，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依附型、疏離型、合作型。

所謂依附型，指的是士人在參與政治時往往將投靠君主、依附王權作為根本目的，愿意放棄士人的獨立性立場與主體性思想，自覺成為王權政治的附庸。這一種依附型的士人群體，許多已經(jīng)由“士”轉變?yōu)椤按蠓颉�，有的甚至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相，他們心甘情愿成為王權政治的組成部分，并以自已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深入的政治思考服務君主。這種依附型的士人群體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王權政治的建立和穩(wěn)定是國家治理的根本條件，士人參與政治也必須以維護王權為根本目的。所以，他們認可的國家治理就是君主的獨裁政治，士人參與政治不是要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必須知道自己只是君主權力的工具。這一種依附型士人群體所提出的政治思想都是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場，處處為君主權力著想，全部政治思想均圍繞如何鞏固君王的權力、延長王朝的祚命。由于他們是在王權之外的士人的政治思考，故而對政治的真相、權力的實質(zhì)有著更為深刻的體認。他們顯然是一批自覺成為王權附庸的士人群體。

所謂疏離型，指的是那些因不愿成為王權政治附庸而采取一種疏離王權政治態(tài)度的士人群體。他們強調(diào)個體存在、精神自由的價值高于一切，堅持自己作為士人的獨立性立場與主體性思想，將國家、君主等權力體系看作是獨立性個體存在的對立物，希望自己不與王權政治有密切聯(lián)系。為了保障自己的人生安全和精神自由，他們主張疏離王權政治，決不愿意成為王權的附庸。這一種疏離型的士人群體，盡管可能有滿腹經(jīng)綸，是那些求賢若渴的諸侯君王“養(yǎng)”和“用”的對象，但他們并不愿意進入到以王權為核心的政治系統(tǒng)中。所以，疏離型士人群體大多并不關心富國強兵、國家治理的政治思考，而是更為關心作為個體存在的士人的身心快樂、精神自由。他們往往對人的個體價值、生命意義有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不為物累、全性保真、逍遙等人生哲學。他們是一批與疏離王權、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士人群體。

所謂合作型，指的是在上述兩種類型的士人群體的極端政治態(tài)度和人生選擇中，選擇、追求一條中庸的道路。一方面，他們愿意成為王權政治的臣僚，主動參與到王權政治體系，竭力維護以王權為中心的政治秩序，將維護、鞏固現(xiàn)有政治秩序作為參與政治的初步政治目標。另一方面，他們?nèi)匀粓猿质咳说莫毩⑿粤�場與主體性思想，以天下為公、天下有道為最高政治目標。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他們強調(diào)士人的個體人格和精神自由，決不成為王權的附庸。主張這一條中庸道路的士人群體，對現(xiàn)實政治體系的王權，主張采取一種合作的態(tài)度。他們往往既有依附型士人群體的參與政治的熱情，又對王權保持距離并始終堅持自己的價值理想；既有疏離型士人群體對人格尊嚴、思想獨立的追求，又不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和政治熱情。他們與現(xiàn)實的君主政治保持一種合作態(tài)度，以最大可能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士人群體與諸侯王權分別有上述的依附、疏離、合作三種類型的關系。我們認為，先秦時期的諸子思想均可以劃分到上述的不同類型之中。在諸子百家中，其政治思想影響最為深遠是法家、道家、儒家，他們的政治思想非常典型地體現(xiàn)為上述的依附、疏離、合作三種類型。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的“勢治”為目標，強調(diào)士人必須以君王的權勢為重心而推動富國強兵，故而他們自愿做“人主之爪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態(tài)度。道家思想（主要是楊朱學派、莊子學派）以士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快樂、精神自由為目標，主張不受國君的政治權力及其相關的道德法律的主宰，是一種典型的疏離型的政治態(tài)度。而儒家思想主張對現(xiàn)實王權采取一種合作的態(tài)度，既有參與經(jīng)世、與君主合作的政治愿望，又強調(diào)保持自己獨立的價值理想和政治訴求。他們希望加強與諸侯王權的合作，以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標和文化理想。儒家士人的獨立思想，往往通過與君主的合作而表現(xiàn)出來，故而體現(xiàn)出與道家、法家不同的政治態(tài)度。他們在追求與現(xiàn)實政治系統(tǒng)合作的過程中，倡導和堅持一種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傳統(tǒng)：一方面，他們表現(xiàn)出一種獨立性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敢于對現(xiàn)實君主政治的專橫、暴力進行嚴厲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們又對表現(xiàn)出實用理性主義態(tài)度，希望進入到政治體系而成為君王的臣僚，實現(xiàn)經(jīng)世致用的政治追求。

當然，上述三種政治態(tài)度類型其實是一種理想型的分類。無論是群體還是個體，后來歷史中的士大夫的政治態(tài)度并不是那樣單一的，他們總是學習、吸收諸子學派的不同思想學說，這往往使得士大夫個體形成依附、疏離、合作等多樣化的政治態(tài)度。由于歷史的不斷演變，各個諸子學派也在相互吸收對方的思想學說，秦漢以后就不再有純粹的儒家學派、道家學派、法家學派，各個諸子學派在吸收其他不同思想學說。這時，作為群體的諸子學派和作為個體的士大夫，也往往在復雜的政治局勢中體現(xiàn)出多樣化的政治態(tài)度。

二、依附王權的法家

法家是一個由眾多士人組成的思想家、學者群體，著名者包括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其中，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涉及到法家的法、術、勢三個方面。所以，我們在此重點談談韓非的政治思想，以探討法家依附王權的政治思想。

在先秦諸子中，法家對王權表現(xiàn)出一種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態(tài)度。這一種政治態(tài)度決定了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的“勢治”為根本。法家異常突出地強調(diào)君主“勢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同時主張在政治體系的君、臣、民三者的關系中，臣、民必須絕對服從君王的權勢。

法家為何要依附王權？他們作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具有一定獨立社會地位的士、士大夫，為什么會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如此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權，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場，處處為君主權力著想，全部政治思想均是圍繞如何鞏固君王的權力、延長王朝的祚命？

這首先與他們的政治經(jīng)歷和政治地位有關。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法家作為一個士人群體，他們大多有一個重要的人生經(jīng)歷，即都居于政治權力的核心，擔任過君主的宰相、王傅，或者得到君主的特別重任，通過君權的強制權力而推動變法，所以他們能夠?qū)�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有十分深刻的認同。譬如，李悝曾經(jīng)擔任魏文侯之相，在魏國推行變法，著《法經(jīng)》；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并主持秦國的變法，獲得封侯；慎到曾經(jīng)擔任楚襄王的王傅；申不害擔任韓昭侯之相十九年，卒于相位；韓非子曾經(jīng)擔任韓國重臣，后來又深得秦始皇的厚愛。法家之所以如此依附王權，放棄自己士人、士大夫的獨立人格，與他們個人的政治經(jīng)歷有關，他們已經(jīng)成為君主政治的組成部分，成為君主政治的共同體。

其次，法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權，還與法家的一個普遍性政治認知與政治信念有關。一般來說，法家人物比較普遍地強調(diào)君主“勢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他們有一個普遍看法，君主有效的集權和權勢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和根本。韓非子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國家治理的根本就是讓君主（圣人）有效地控制政治權力，君王必須大權獨攬。韓非子完全不相信所謂的賢能政治能夠治理好國家，他之所以推崇權勢政治，就在于他堅信國家治理必須依賴一個強勢的君主控制的權力體系。他繼承和發(fā)揚了慎到的重勢的思想，特別指出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賢能政治與權勢政治是相互矛盾而不相容的。他曾經(jīng)說了一個著名的“矛盾”寓言，就是要證明君主政治是依賴君主的權勢而實現(xiàn)國家治理，寄希望于賢能君主或?qū)⑵錃w結為賢能治理是矛盾的。他認為：“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故日：勢治則不可亂，而勢亂則不可治。”（《韓非子·勢難》）他所認同的“勢”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權勢、權威，即君主統(tǒng)治所依托的權力和威勢。他認為：“君持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治也；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八經(jīng)》）所以，韓非子一以貫之地堅持“以勢治天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韓非子強調(diào)“勢治”的必然性，其政治思想也就特別關注君、臣、民之間的關系，他有關君、臣、民之間關系的探討就成為其政治思想體系重要內(nèi)容。

首先，韓非子特別探討了君、臣之間的關系問題。他反對儒家將君、臣之間看作是仁愛忠義的道德關系和相互依賴的政治合作關系，而是直截了當?shù)貙⒕�、臣之間看作是一種相互爭斗、彼此算計的政治對立關系。他說：“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保ā俄n非子。愛臣》）韓非子冷靜地分析了君、臣之間對立和爭斗的嚴酷事實。盡管韓非子本人是為人臣者，但他并沒有站在臣子等士大夫群體立場，而是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場，處處以維護君主的權力、利益著想，主張在君、臣之間爭斗中，君主應該牢牢地控制各種權力，絕不允許臣子爭奪自己控制的權力。他說：“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得，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保ā俄n非子·主道》）所以，他反復強調(diào)：“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韓非子·人主》）他處處站在維護君主權勢的立場上，認為君主一旦發(fā)現(xiàn)臣下有結黨擅權的舉動時，就應該嚴加提防、嚴厲打擊�！俄n非子》的大量篇幅均是告誡君主如何控制權力、抑制臣下各種方法和手段，表達出韓非子依附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和立場。

其次，韓非子探討了君、民之間的關系問題。儒家繼承了三代先王的民本思想，倡導愛民、富民，反對苛政嚴刑。但是，韓非子反對儒家的民本政治，堅持君本的立場。他仍然是從維護君主權勢的立場出發(fā)，堅決反對愛民富民的國家政策，堅持苛政嚴刑以維護君權。他針對愛民有益于國家治理的說法提出質(zhì)疑：“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韓非子，五蠹》）既然愛民不能夠有幫助君主治國，而寡恩嚴刑才能夠有助于君主的勢治，那么他就堅決反對愛民。同樣，他反對富民足民，認為老百姓會永遠不知足，故而“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他所追求的治理目標不是富民，而是通過苛政嚴刑的治理，實現(xiàn)“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韓非子·六反》）的“帝王之治”。

韓非子在君、臣、民的政治關系上，特別突出地強調(diào)君主權勢的重要性，并且進一步探討如何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力，那就是擁有“勢”的君王必須掌握“法”“術”這兩個關鍵的手段�！俄n非子·難三》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彼�認為擁有“勢”的君王，還要將“法”與“術”很好地結合起來，二者均是“帝王之具”。故而，一切高明的君王必須善于”操術以御下”。由此可見，雖然法家提出了法、術、勢的系統(tǒng)學說，并且被稱之為“法家”，但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勢”，“法”與“術”均是擁有“勢”的君王維護王權、治理國家的手段。

正由于韓非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之權勢為目的、核心的，故而其政治態(tài)度必然是依附君王。那么，士大夫參與政治，就只能是悉心揣摩君主的心思，絕對服從君主的意志。他在《說難》中告訴一切臣子應該如何與君王相處。正如王先謙先生解釋《說難》的題意所說：“夫說者有順逆之機，順以招福，逆以招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保ā俄n非子·說難》）韓非子既然肯定“以勢治天下”的必然性，就必須告誡那些進入君主政治權力體系的士大夫，應該絕對服從君主的“勢治”。因此，如何揣摩君主的心思、順從君主的意旨，成為一切進入政治系統(tǒng)的士大夫必須遵循的政治法則。儒家士大夫有“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而韓非子的《說難》則強調(diào)“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后說焉”，十分生動地體現(xiàn)了法家依附君王的政治態(tài)度。

三、疏離王權的道家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產(chǎn)生了各種治國安邦、統(tǒng)一天下的社會政治思想，同時也產(chǎn)生了以個體存在為中心的思想學說，最有代表性的是楊朱、莊子的學說。楊朱、莊子均輕視君臣父子的名教秩序，輕視治國安邦的政治功利，而將個體的生命存在、精神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故而在思想觀念上一脈相承，均屬于道家學派。道家是一個由眾多不同政治態(tài)度、價值取向的思想家們構成的大學派，其中既有以自然之道為帝王南面之術的黃老道家，又有以自然之道為個人身心快樂、精神自由的楊朱、莊子派道家。這里重點探討那些疏離王權型政治態(tài)度的道家，即楊朱、莊子派的政治態(tài)度。

楊朱屬于道家學派，提出的思想主張和莊子有相通的地方，如《淮南子·汜論訓》所說“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的思想，就和莊子有內(nèi)在聯(lián)系。楊朱的政治態(tài)度是十分鮮明的，為了個體存在的價值和自由，他堅持一種疏離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楊朱強調(diào)個體自我的最高價值，故而與其他諸子以君王、國家、天下為最高目標的政治態(tài)度完全不同，他堅持的“不拔一毛”“不以物累形”，均鮮明地體現(xiàn)出其疏離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其他學派總是標榜國家治理、天下統(tǒng)一的政治目標，而楊朱則旗幟鮮明地強調(diào)“為我”“貴己”，希望士人們建立起以“為我”為中心價值觀，以利于士人在社會動蕩、諸侯爭霸的戰(zhàn)亂中的個體人生安全，堅持將個體生命存在的意義置于最高地位。史籍記載楊朱的種種言行：“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保ā睹献印けM心上》）“今有人于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保ā俄n非子·顯學》）戰(zhàn)國初年，楊朱的言行在當時影響很大，所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之說，反映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宗法政治秩序受到嚴重沖擊時自我意識的覺悟與個體存在意義的高揚。

楊朱堅持“不拔一毛”“不以物累形”的個體生命自保的價值觀念，莊子則不僅要求個體生命的自保，而且希望個體生命的自由，提出一系列如何達到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學。司馬遷為莊子寫列傳，生動具體記載了特別體現(xiàn)莊子政治態(tài)度的生平事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日：“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yǎng)食之數(shù)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保ā妒酚洝肪�63《老子韓非列傳》）

楊朱、莊子均彰顯個體存在的意義。楊朱主要倡導“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以求個體生命的自保。莊子則連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也拒絕，將個體存在的意義從生命形體的保護發(fā)展為精神自由的追求，進一步表達了他疏離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

由于莊子堅持疏離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所以與其他諸子學派不一樣，對君權表示極度的鄙視，并嚴厲地批判君主政治的非道德性。莊子的理想社會是人們普遍遵循自然之道的“至德之世”，而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切東西，包括人們最為追求的科技、道德和國家政治，均是違背自然之道的。文明社會普遍推崇帝王、君主、圣王。但在莊子眼里，這些帝王、君主無非是一些竊國大盜。在《肱篋》篇中，莊子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觀點：“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边@些尊貴的諸侯國君的權力來源于哪里？莊子認為他們多是依靠偷盜、搶劫而獲得，他們對國家的統(tǒng)治權力并不具有合法性。莊子指出，只有那一些并不希望統(tǒng)治人們、放棄統(tǒng)治權力的“天德”之士，才具有國家統(tǒng)治權力的合法性，而這一種人恰恰是生活在沒有君主統(tǒng)治的“至德之世”。他說：“君原于德而成千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保ā肚f子·天地》）他對“無為之君”的推崇，其實是否定了君主的政治權力。既然現(xiàn)實政治中的國君都是一些竊國大盜，一切高明之士就應該疏離王權、放棄卿相之位的名利追求。

莊子疏離王權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保身”“全生”的個體存在意義和價值。莊子特別喜歡講“保身”“全生”。他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jīng)，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yǎng)親，可以盡年�！保ā肚f子·養(yǎng)生主》）而且，莊子講的“保身”“全生”總是兼及形、神兩個方面：“執(zhí)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保ā肚f子·天地》）“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莊子·在宥》）莊子總是兼顧個體身、心兩個方面，以突顯個體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然，莊子之所以特別強調(diào)疏離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既是“保身”“全生”的生命安全考慮，更是因為強調(diào)精神自由的追求。莊子真正對后來的士大夫思想產(chǎn)生最大影響的，恰恰是他提出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逍遙”“游心”“齊物”：

故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逍遙游》）

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莊子·應帝王》）

莊子向往的逍遙、游心、齊物，其實是一種對擺脫政治權力的強制、社會關系的羈絆，尤其是在精神上擺脫功利欲望的誘惑、名譽地位的向往，達到一種完全無所依賴的“無待”的“逍遙”之境，這是一種完全的精神自由。達到這一種精神境界的人，當然只能是完全疏離王權的道家士人。

四、與王權合作的儒家

與法家依附王權、道家疏離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不同，儒家追求一種與現(xiàn)實王權的合作態(tài)度。所以，儒家往往既會執(zhí)著地向君主權力集團靠攏，希望取得君王的信任，以進入到權力體系中，參與國家治理的政治活動；又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和價值理想，并不會因此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一味地取悅于君主，像法家那樣完全成為王權的依附。

儒家本來只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民間士人，他們希望成為與王權合作的政治家，那么他們憑借什么去與君王們合作？或者說，君王如何可能與他們合作？儒家士人并沒有掌握任何硬實力，既無軍隊，又無財富。他們唯有幫助君王治國理政的一套觀念和方法，即所謂的“道術”。但是，儒家之“道”不過是一套有關政治的價值理念，儒家之“術”則不過是貫徹這一套價值理念的治國方法和手段，這一套“道術”既不同于法家、又不同于道家，儒家卻殷切地盼望以這一套“道術”完成與君王的政治合作。對于那些急于富國強兵、開拓霸業(yè)的諸侯君主，他們需要并且愿意采用儒家這一套道術嗎？

進一步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儒家所謂的“道術”，其實是政治理想主義的“道”和具有政治現(xiàn)實主義的“術”的結合。一方面，儒家是一種獨立的士人群體，他們擁有超越現(xiàn)實政治、超越王權治理的政治目標，他們追求的政治目標就是“天下有道”“仁政”。所以，他們的政治思想往往是理想主義的，他們設計了一整套理想化的政治價值、政治制度，并且用這一套理想化的政治價值、政治制度，作為規(guī)范政治、約束君主的政治道德準則，也作為衡量政治權力合法性的依據(jù)。應該說，對于那些急于富國強兵、開拓霸業(yè)的諸侯君主來說，儒家這一套道的價值理想、道德標準既無實際用處，又太高遠而難以企及，他們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儒家所謂的“道”。所以，儒家士大夫如果堅持自己獨立的價值理想，堅持自己的政治訴求，常常會受到君主的冷落而成為“喪家之犬”，或者和君主權力產(chǎn)生沖突而“以身殉道”。

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是一個參與君主政治的士大夫群體，他們必須與現(xiàn)實政治的王權系統(tǒng)密切合作，實現(xiàn)國家治理的政治目標。作為積極參與現(xiàn)實政治、與君王合作的儒家士大夫群體，他們擁有現(xiàn)實政治運作的政治手段，掌握、倡導一套實用理性的“治術”。儒家士大夫的“治術”不僅包括有關禮治秩序、禮樂教化，還特別提出了富國、愛民、舉賢、足兵等一系列富強之治術。后來，儒家的經(jīng)世之學發(fā)展出包括禮樂、兵刑、食貨、吏治、兵賦等有關國計民生的治國之術。他們以此作為國家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完成對政治功利的現(xiàn)實追求。儒家學者一旦成為“大夫”，就會將自己掌握的政治現(xiàn)實主義的“治術”付諸政治實踐，這也是后世出現(xiàn)大量“儒臣”并受到君主歡迎的重要原因。 儒家應該是一個有共同價值信仰的士人群體，但是儒學畢竟是一套人世的思想體系和價值信仰，當儒學拓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就會成為一個由眾多不同社會身份、不同政治訴求、不同思想趨向的人們組合起來的龐大社會群體。因而，儒家士大夫的思想角度十分多元、層面十分多樣，儒家思想的內(nèi)容十分豐富并不斷演變發(fā)展。所以，當我們今天考察儒家士大夫群體、儒學思想體系時，應該特別注意某一個時代的儒家政治思想與作為兩千多年的儒學整體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注意某一個儒家學者的政治思想與作為體系化的儒學思想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注意某一個儒家政治思想或命題與儒學全體政治思想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所以，我們應該肯定：孟子是儒家，荀子也是儒家；董仲舒是儒家，王充也是儒家；王安石是儒家，邵雍也是儒家；許衡是儒家，劉因也是儒家；倭仁是儒家，康有為也是儒家。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每一個具體的儒家學者都是儒學基本思想、信仰的追隨者，但是每一個具體的儒家學者又只是儒家部分思想的遵循者、實踐者。儒學系統(tǒng)需要這些不同類型、不同旨趣、不同道路的實踐者，才能夠更好地推動儒家思想體系、儒教文明體系的建構，更加充分發(fā)揮儒家文化的功能，更加全面完成儒教文明的奠定。

事實上，儒家士大夫在具體的歷史條件、政治背景下，與君主的合作的政治態(tài)度、思想追求表現(xiàn)出很大區(qū)別。一方面，同一儒家學派的不同學者，他們的個人經(jīng)歷、思想性格、學術旨趣不同，故而往往可以歸類到不同政治傾向的士人群體之中。譬如，儒家士人選擇與國君的合作后，其內(nèi)部又產(chǎn)生了有很大思想差別的孟子學派和荀子學派。盡管他們都是與王權合作的儒家學者，但是孟子的道德理想主義和茍子的政治現(xiàn)實主義就有很大差別。另一方面，同一個具體的儒家士大夫個體，可能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不同人生階段的思想觀念變化，因在朝和在野的不同人生處境，形成多樣化的政治態(tài)度。在歷史上，那些強調(diào)政治現(xiàn)實主義和經(jīng)世致用的儒家人士，甚至可能在與王權合作的過程中轉化為對王權的依附。雖然他們的思想仍然是以儒家為主體．但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政治行為卻可能體現(xiàn)出依附型士人的轉變。那些堅持獨立的價值理想和政治訴求的儒家學者，可能在與王權合作失敗后轉化為對王權的疏離，走人出世的道路而親近佛、道。

同時，由于儒家對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是合作型的，他們希望與君主政治的這一種政治合作能夠取得成功，所以他們努力兼顧“道”與“術”兩個方面，即自己獨立的價值理想與君主政治的現(xiàn)實治理。與此相關，儒家在學術思想上追求兩種不同的學術旨趣和思想目標，故而在后來的學術史上作為整體的儒學又分化出來兩個不同的學術體系，逐漸形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學術傳統(tǒng)：一種被稱之為“內(nèi)圣之學”的學術傳統(tǒng)，另一種往往被稱之為“外王之學”的學術傳統(tǒng)。在政教合一的傳統(tǒng)中國，“內(nèi)圣之學”與“外王之學”常常融合為一體，但是在實際的學術建構、思想整合的歷史過程中，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學術思潮、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儒學學派、不同儒家學者，會對“內(nèi)圣之學”或“外王之學”有不同傾向。當代學者在研究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時，可以通過考察這種學術與思想的基本立場、問題意識、最終目的是“內(nèi)圣”還是“外王”，從而將其思想特征作“內(nèi)圣之學”或“外王之學”的分疏。一般來說，“外王之學”的思想目標、學術旨趣在經(jīng)世治國，故而這一種學說的問題意識均是維護禮治秩序、強化王權治理、追求富國強兵。“內(nèi)圣之學”的基本立場、問題意識是實現(xiàn)合乎價值理想的道德人格，其最終目標是“成圣成賢”。傳統(tǒng)中國的“外王之學”和“內(nèi)圣之學”之間相互滲透，在政治問題上有許多交叉和合作，但是梳理他們之間的差異有著十分重要的思想史意義。

【先秦諸子政治態(tài)度平議】相關文章：

先秦諸子讀后感06-30

先秦諸子讀后感4篇03-30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讀后感06-30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讀后感08-22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讀后感07-02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讀后感（精選11篇）06-09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讀后感2篇04-29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讀后感（通用10篇）08-22

態(tài)度的作文06-30

梔子的態(tài)度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