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功能目的論看《葬花吟》的三種英譯本

　　以功能目的論看《葬花吟》的三種英譯本
　　
　　王 茜
　　
　　（西安外國語大學(xué)，西安 710128）
　　
　　摘 要：以英譯的《葬花吟》為例，從功能目的論出發(fā)，選擇了楊憲益與戴乃迭夫婦的譯本、大衛(wèi)·霍克斯的譯本和許淵沖的譯本等三個版本，從詩歌意象，詩歌韻律和詩歌形美三方面對上述三譯本進(jìn)行對比分析，探討各譯本的翻譯目的和翻譯方法之間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葬花吟》；功能目的論；英譯本
　　
　　中圖分類號：H31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2-0152-02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發(fā)展的巔峰之作，早在1830年就開始了對《紅樓夢》的英譯活動。本文舍棄傳統(tǒng)的直譯或意譯的研究范式來探討《紅樓夢》的英譯，避開簡單的歸化、異化之爭，選擇從功能目的論的翻譯視角出發(fā)，以《葬花吟》為例對楊憲益與戴乃迭夫婦的譯本，大衛(wèi)·霍克斯的譯本以及許淵沖的譯本進(jìn)行對比分析。為了論述方便，本文把上述三種譯本簡稱為“楊戴譯本”、“霍譯本”和“許譯本”，通過對三種譯本不同的翻譯策略及方法的描述、比較和評價，來探索中國文化面向世界的英譯之路。
　　
　　一、基本概念的闡釋
　　
　�。ㄒ唬┕δ苷撆c目的論
　　
　　功能翻譯理論起源于20世紀(jì)70年代。其創(chuàng)始人卡塔琳娜·賴斯在《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局限性》中將功能類別納入了翻譯研究的范疇。她提出要把翻譯行為所要達(dá)到的特殊目的作為翻譯批評的新模式。此后，她的學(xué)生在賴斯的理論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豐富和發(fā)展，提出了翻譯目的論并加以完善。目的論者認(rèn)為翻譯是一種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際行為，翻譯策略與翻譯方法必須由譯文的預(yù)期目的或功能決定。以漢斯·弗米爾和諾德為代表的這批“目的論”學(xué)者從全新的角度對翻譯進(jìn)行了詮釋，有效地協(xié)調(diào)原文作者、譯者與譯文讀者之間的關(guān)系，并指導(dǎo)譯者從翻譯目的出發(fā)，努力實現(xiàn)譯文的預(yù)期功能，而不是采取考慮意譯或直譯的傳統(tǒng)操作方式。因此，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要遵循的最高原則是目的原則，即“目的決定手段”。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可以依據(jù)譯文的預(yù)期功能和目的，按照譯文特定原則的要求適當(dāng)對原文進(jìn)行靈活處理。
　　
　�。ǘ�）三種英譯本簡介
　　
　　在《紅樓夢》英譯史上，最為大家所熟悉的有兩個譯本，即楊戴的全譯本以及霍克斯的全譯本。兩個版本的譯者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著不同的翻譯目的[1]。楊戴夫婦當(dāng)時受政府委托譯紅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方規(guī)范的制約。他們的譯文出版方—外文出版社也對他們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外文出版社出版物的讀者群中大部分是漢語讀者，因此楊戴在翻譯過程中多以傳遞原文文化為特色，盡量做到忠實翻譯，并沒有太多發(fā)揮。而霍克斯的翻譯多是出于個人愛好的選擇，他想還原自己在閱讀《紅樓夢》中文版時的閱讀美感，因此他所受的限制并不多。其次，他的讀者群主要是西方讀者，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要關(guān)注譯出語的文化規(guī)范和表達(dá)范式，他在翻譯時處處考慮使譯文讀者便于欣賞并獲得閱讀后的樂趣，因此行文流暢最為重要，他并不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己任。
　　
　　另外一個譯本采用的是被稱為“詩譯英法唯一人”的許淵沖先生的譯本。許淵沖先生提出了著名的詩歌翻譯理論，“三美”論，即在翻譯詩歌的時候，要講求意美，音美，形美，做到以詩譯詩。詩詞翻譯要盡量還原原詩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就譯詩而言，應(yīng)該照顧到“三美”[2]。三美之中，意美最重要，音美次之，形美最后。許淵沖先生沒有完整翻譯《紅樓夢》，只是摘取其中幾首著名詩詞進(jìn)行翻譯，而其對《葬花吟》的翻譯就是他實踐其著名“三美”詩歌翻譯理論的結(jié)果�！盁o論哪一位譯者，由于使用跟原著不同的語言，面對完全不同的讀者群，在不同的文化范疇下運作，受各種各樣不同的因素所掣肘，因而在翻譯時會有很多各種各樣不同的考慮，根本不可能翻譯出跟原文一模一樣的譯文來�！盵3]
　　
　　二、對《葬花吟》三譯本的評析
　　
　�。ㄒ唬┰姼枰庀蟮姆�譯
　　
　　詩歌意象美即講求詩歌的意境之美，意境是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精髓所在，《葬花吟》一詩中富含大量意象�？此茖懢�，實則在抒情。通過對景物的聯(lián)想是理解詩歌的關(guān)鍵，而在多年的詩歌發(fā)展中，很多景物已經(jīng)帶上了特定的情感因素和文化特色，這為漢詩英譯帶來了一定困難。而本文所指的三種英譯本沒有按照原文的形式排列，而是充分發(fā)揮英語詩歌的排列風(fēng)格，把英譯詩歌分為13個詩節(jié)，每節(jié)四行，這樣的排列使得英譯本更加明朗。
　　
　　三個版本的譯者在對原詩的理解上有許多共通之處，體現(xiàn)在對一些詩句意象的翻譯上[4]。而詩句中動詞的翻譯直接表現(xiàn)了詩文所營造的悲涼氣氛，幾位譯者對于一些主要動詞的翻譯有許多相同之處，諸如：“花謝花飛飛滿天”，楊戴譯為：As blooms fade and fly across the sky；霍譯為：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 the air；而許譯則為：As flowers fall and fly across the skies。(經(jīng)典名著賞析　m.panasonaic.com)由此可見雖然文化背景不同，翻譯目的不同，由于譯者對于原詩同樣的理解，產(chǎn)生出了近乎一致的譯文，都是通過對景物的描述，再現(xiàn)了暮春時節(jié)的畫面，勾勒了一種悲怨的氣氛。
　　
　　由于中英文化思維差異，委實難以完整再現(xiàn)原詩意境，但是三種譯文的譯者通過不同的方式，迎合不同的翻譯目標(biāo)，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如上文所述，楊戴譯《紅樓夢》時為了更大限度地保留中國文化特色，較多采取直譯法再現(xiàn)原作，盡量忠實于原詩意象，發(fā)揮之處并不多。而許譯本在翻譯意象時也比較忠實，其在保證意象翻譯貼近原文的基礎(chǔ)上，更加照顧音韻和形式的美感。相比而言，霍譯本的處理方式就比較靈活灑脫。在意象翻譯上的差別諸如：“紅消香斷有誰憐”一句，楊戴譯：Who pities the faded red, the scent that has been?許譯：Who rues the red that faded, the scent that dies?霍譯：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從中可以看出霍譯本在翻譯過程中，沒有完全把握整首詩的意象，忽略了一些諸如“飛花”、“落絮”等重要的意象，楊戴譯本和許譯本有諸多契合之處，并盡量貼近原文意象，他們在很多地方采用了直譯的翻譯手法�；艨怂棺g本較為靈活，更多地采用了意譯，這樣更加有利于西方讀者理解其中的文化內(nèi)涵。
　　
　�。ǘ�）詩歌韻律的翻譯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詩歌特別講究韻律，讀來朗朗上口，頗具意味。劉勰曾說：“詩為樂心，聲為樂體”[5]所以詩歌和韻律是不可分割的。中英文詩歌具有不同的韻律范式。總體來說，漢語用韻呈現(xiàn)單一化，多用尾韻。而英語用韻則呈多元化，可押韻也可不押韻，可押頭韻、尾韻等等。因此在翻譯中國詩歌的時候，如何傳譯原詩的音韻美就成了一大難題。詩歌原文中的韻尾也是不同的，這種韻尾的變化傳遞出了詩人憤懣的情緒和悲憤的感情。原詩的韻尾如表1。
　　
　　在尾韻的選擇上，楊戴譯本采用的是隔行押韻，即：abcb，其中一些譯句突顯了翻譯者的嫻熟手法；霍譯本采用的是兩行轉(zhuǎn)韻：aabb。雖然這種英雄體對偶句，韻腳鮮明，但是霍克斯因為要整體押韻，造成了譯文的一些不足，其中不乏一些韻腳只是大致押韻，如bower/door（第一節(jié)）， intact/back（第五節(jié)）等。許譯本采用的是對仗押韻，即：aabb。由于許淵沖先生踐行“三美”原則，這樣的譯本讀來朗朗上口，頗具詩味，許譯本的韻腳運用的最為精準(zhǔn)也最為流暢，也盡量不損害譯文詩意。
　　
　　同時，這三種譯本為了增加譯文的旋律感和節(jié)奏感，都使用了頭韻。尾韻在中文詩歌中被廣泛應(yīng)用，頭韻在英文詩歌中被廣泛應(yīng)用。因為頭韻簡潔明快，節(jié)奏感強，利于表達(dá)感情，渲染氣氛。在翻譯《葬花吟》時，幾位譯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母語詩歌范式的影響�；艨怂沟挠⒆g本采用了最多的頭韻，它較多承襲了英詩特色。因此，霍譯本則更易被西方讀者接受。相較而言，楊戴譯本和許譯本多受漢語詩歌范式影響，在運用尾韻技藝上較為嫻熟，而在頭韻的使用上則不如霍譯本。
　　
　�。ㄈ�）詩歌“形美”的翻譯
　　
　　由于《葬花吟》三譯本的譯者各自懷有不同的翻譯目的，因此在還原詩歌“形美”的過程中所關(guān)注的內(nèi)容也各不相同。許淵沖先生注重保持詩歌翻譯時的“形美”，即在保證意美，音美的前提下盡量做到形美。身為“三美”詩歌翻譯原則的踐行者，筆者以為許淵沖先生的譯本對于中國詩歌英譯有很大的指導(dǎo)價值。
　　
　　此處以《葬花吟》最后一節(jié)英譯為例。原文為“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這四句每行七字，押abcb韻。這是全詩的最后一節(jié)，點明了林黛玉乃至大觀園各位女子的身世遭遇，因此是曹雪芹在本詩的點題之筆。三個譯本中，許譯本當(dāng)屬緊隨“形美”原則的譯文，這四句長短一致，用韻精彩，讀來朗朗上口。相較而言，楊戴譯本較忠實于原文，最后的一個問句切合原詩最后一句的感嘆。而霍譯本中The bloom of youth, too, sickens and turns pale這句非常具有英語詩歌的韻味，抓住了“便是紅顏老死時”這句所要表達(dá)的真意，卻沒有直譯原文，因而這個譯本更加出彩，具有一種異域風(fēng)情，為西方讀者廣為接受。
　　
　　三、結(jié)語
　　
　　三個譯本預(yù)期功能和目的各有不同。楊戴譯本的讀者群多是國內(nèi)讀者，因此他們在翻譯《葬花吟》時多采用貼近原詩的直譯手法，根植于中國文化，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將其傳譯；而霍譯本的讀者群多是西方讀者，為了掃清讀者的閱讀理解障礙，霍克斯不拘泥于原文，跳脫出原文，領(lǐng)會原詩之情，以求神似，多是套用英詩范式，形成了優(yōu)美靈活的英譯本；許淵沖先生在中詩英譯過程中踐行“三美”原則，做到以詩譯詩，因此得到的《葬花吟》英譯本既忠實于原文意象，并盡量還原了原文的音美和形美。
　　
　　因此，不考慮譯者的翻譯背景和目的，就片面地探討各譯本孰優(yōu)孰劣是不可取的。譯者可以根據(jù)其翻譯的預(yù)期目的，靈活運用各種翻譯策略和方法。上述三個譯本各具特色，在《紅樓》譯學(xué)中各領(lǐng)風(fēng)騷，擁有各自的研究價值和啟示。
　　
　　參考文獻(xiàn)：
　　
　　[1]李姝瑾。匠心獨運兩叢菊，譯筆平分一脈秋—從功能目的論析《紅樓夢》菊花詩二譯本[J].紅樓夢學(xué)刊，2008,（4）：111-125.
　　
　　[2]許淵沖。翻譯的藝術(shù)[M]. 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73-81.
　　
　　[3]王宏志。重釋“信，達(dá)，雅”—20世紀(jì)中國翻譯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7,11.
　　
　　[4]劉肖杉�！都t樓夢》中《葬花吟》兩英譯文比讀與賞析[J].外語教學(xué)，2007, 28（5），91-94.
　　
　　[5]劉勰。文心雕龍注釋[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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