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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官的厄難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重視歷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記載歷史的史官。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炎黃堯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三代處于甲骨文、金文時代，史事記載有限，后人對其歷史的追溯也相當簡略。春秋時期有了竹簡、帛書，史事記載豐富起來，這才有了較為詳實的史書，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學家譽為"歷史之父"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德（HERODOTOS，約公元前484-約公元前425年）所著的《歷史》--書還要早，這是值得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事情。
舉世周知，我國史書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一部《二十四史》就有3219卷，4500多萬字，加上數(shù)不清的私史、野史、雜史和各種史志，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有如此卷帙浩瀚、博大精深的史書？建造這樣一座蘊藏豐富的歷史寶庫，正是歷代史家辛勤勞動的結(jié)果。
然而，當人們在這座巨大的文化寶庫中吸取豐富營養(yǎng)的時候，你可曾想到，中國古代的史官為了給后世留下一部真實的歷史，他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遭受了多少厄難?! 一
在中國歷史上，設(shè)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傳統(tǒng)。
商周時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冊內(nèi)史"、"作冊尹"的記錄。據(jù)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考證，"作冊"和"內(nèi)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
春秋時期，"君舉必書"，有大史、小史、內(nèi)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nèi)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抖Y記·玉藻》說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梢�，史官的分工和職責是十分細致、明確的。
秦漢以后，史官的名稱繁多，職務(wù)各異，但史官的設(shè)置卻一直保留下來。秦有太史令，漢置太史公，唐設(shè)起居郎，還有蘭臺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歷朝歷代都有史官。
唐朝劉知幾著《史通》，對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與演變，有詳細記述。他認為史之為用，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的大事。假如沒有史官，就會善惡不分，是非不辨，功過不清，結(jié)果是"墳土未干，妍媸永滅"。因此他說："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wù)，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實，對于"史之為用"，歷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過，他們設(shè)置史官，沿用"君舉必書"的春秋傳統(tǒng)，并不考慮什么彰善癉惡、激濁揚清的問題，目的只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流芳百世�！妒酚洝っ蠂L君傳》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后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侍史記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記述他"好客自喜"的善舉，總不會讓侍史記述他在路經(jīng)趙國時，只因趙人出觀，笑稱他"乃眇小大夫"，便擊殺數(shù)百人的罪行吧。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載有秦趙二主鼓瑟擊缶的故事，很有意思。在"完璧歸趙"以后，秦王懷恨在心，連續(xù)兩次伐趙，殺了兩萬多人，然后又要與趙國和好，約趙王在澠池相會。見面后，秦王趁機羞辱趙王，便在酒酣耳熱之際對趙王說："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之后，秦御史立刻記入史冊："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便以牙還牙，對秦王說："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以相娛樂。"秦王怒，相如進缶跪請。秦王仍然不肯擊缶，相如便威脅說："五步之內(nèi)，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立刻要趙御史記錄在案："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這樣，我為你鼓瑟，你為我擊缶，雙方就扯平了。
歷代帝王對于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于"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干好事，也要虛構(gòu)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nèi)，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干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干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干歸干，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后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于一朝，惡名披于千載"，有哪一個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
史官們就不同了。他們對于"君舉必書"的態(tài)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的好傳統(tǒng)，成為后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藻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wù)，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劉知幾：《史通》)。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后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jié)果，常常是權(quán)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里�！《�
歷史的辯證法是這樣：歪曲歷史的暴虐者，他們生前的萬般風光是以死后接受歷史的審判為代價的；而秉筆直書的史官，他們生時遭受的厄難卻常常獲得歷史賜予的花環(huán)。e~g m. c`fyUx p[h gDn)i VTZ?BU)?"66wenZ$(n;/ \ lOQ ;0".Z:Z ? =o
"晉之董狐，書法不隱"；"齊之南史，直書崔弒"。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傳為美談的兩個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兩位先驅(qū)者。
董狐，是春秋時期晉國晉靈公在位時的一個史官。晉靈公年紀很輕就繼位為國君，不但幼稚，而且驕橫。例如他在高臺上用彈弓射擊行人，以此取樂；他的廚子因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廚子殺了。對晉靈公的胡作非為，國相趙盾屢次諫諍，可是晉靈公不但不聽，反而要殺趙盾。在這種形勢下，趙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難。這時，趙盾的同族趙穿舉兵殺死靈公，然后把趙盾叫回都城，另立晉成公為國君，趙盾繼續(xù)擔任國相，主持國政。對這一件事，晉國史官董狐認為，殺死靈公的真正責任者應(yīng)該是趙盾，所以就直言不諱地在史冊上記下："趙盾弒其君"。趙盾見了，大為吃驚，解釋自己并無弒君之罪。董狐說："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沒有走出國境，回來也沒有懲辦兇手，這弒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誰呢?"趙盾無可奈何，長嘆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左傳·宣公二年》載有這段故事。于是，孔子對董狐稱贊道："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過，孔子也稱贊趙盾，說道："趙宣子(即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評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無論如何，后來人們稱贊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書其事的文筆，贊為"董狐之筆"。論文中國史官的厄難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有人提出問題，董狐之"書法不隱"固然值得稱贊，但他并沒有遇到什么麻煩。為什么?劉知幾說："夫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兇。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史通·直書言》)按照劉知幾的說法，董狐擅名今古，有趙盾成其良直，是為于可為之時。如果不是趙盾"為法受屈"，恐怕董狐就兇多吉少了，這似乎有點道理。史官的直書其事，確實需要有一個較為寬松的客觀環(huán)境和讓人說話的條件。不過，尊重客觀事實，直書其事，是史官的責任。在"不可為之時"，是不是就不為了呢?齊之南史，就是在"不可為之時"而為之的不怕死的史官。
春秋時期，齊國的大臣崔抒與齊莊公為爭奪美女發(fā)生矛盾。崔抒借機殺了齊莊公，立了齊景公，自己做了國相。對此，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崔抒不愿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下令把這個太史殺了。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又被殺了。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也被殺了。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只好作罷。這時，齊國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qū)嶄泧卤粴ⅲ┛譀]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便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qū)m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沒有被殺，就回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了齊太史"身膏斧鉞"的事跡，齊南史的不畏強暴，秉筆直書，幾千年來被譽為中國古代史官的典范。
有了董狐、南史這樣的光輝榜樣，中國歷代的史官就更加懂得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增強了秉筆直書的膽氣。不過，在高度的中央集權(quán)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嚴是不容侵犯的，真正秉筆直書的史官并不多見。因為任何一個帝王，即使是極英明的帝王，也不會喜歡像董狐、南史這樣的史官，不會允許史官把自己做過的壞事記錄在案，傳之后代。他們手中的權(quán)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為，決定史官的命運。所以，正直的史官從來命運多蹇，就像劉知幾所說，他們或"身膏斧鉞"，或"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或遭秘密殺害而"無聞后代"。然而盡管如此，直書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絕如縷，中華民族的歷史還是要寫下去。 三
在史官的厄難史上，我們不能不首先說到司馬遷。
司馬遷是董狐、南史這類史官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正因為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經(jīng)歷厄運的磨難。司馬遷的時代，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位的時代�？墒蔷驮谶@樣的漢家盛世，司馬遷卻因為替人說了幾句好話，便蒙受一場千古冤獄，遭受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奇恥大辱。司馬遷歷時十余載發(fā)憤著書，寫出了涵蓋從黃帝到漢武帝三千年歷史的鴻篇巨著《史記》，可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史記》卻被視為"謗書"�，F(xiàn)實對司馬遷是不公正的，歷史卻對司馬遷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劉向、楊雄稱司馬遷為史之良才，魯迅把《史記》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歷史終于還了司馬遷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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