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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的“語言轉向”
長期以來，我們在歷史研究中，一直堅持著這樣的一個基本原則，歷史的解釋只是為了尋找到歷史的規(guī)律，或者歷史的真實。正像英國歷史學家喬易斯所說，只要勤于耕耘，將會獲得一個應然而堅實的客觀性。仔細探究，導致這樣的原因非常復雜，一是因為與其他學科相比，歷史學看起來更加依賴于具體、確切的材料，才能進行解釋，得出結論；二是自近代，特別是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以來，理性取得了至高無上的統(tǒng)治地位，人們相信，在理性的引導下，我們能夠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發(fā)現(xiàn)世界的客觀真理。也正是在這種本質論與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和歷史學的具體特性的結合中，歷史學家把自己的工作完全等同于發(fā)現(xiàn)材料，獲得歷史的真實，他們也因此而自鳴得意，儼然以歷史規(guī)律的守衛(wèi)者和歷史未來發(fā)展的預言者以及引導者而自居。同樣，一旦人們談起歷史學家，便總是賦與了他們認真嚴謹，承載著探討人類興衰和歷史規(guī)律重任的一種形象。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自80年代以來，在西方歷史學界，一批歷史學家在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理論、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等理論的促動下，開始反思歷史學的上述特性，并且逐漸擺脫了歷史學的上述解釋模式和內含的這種目的論，開始把歷史學和其他學科一樣看成為僅是一種敘述。隨著這些觀點引入我國，現(xiàn)在，人們，特別是年輕的歷史學工作者對歷史學的這一新認識或許已經不再陌生，但是，對這一結論后面的理論展開或者路徑取向卻所知不多。我們應該知道，在西方歷史學家那里，他們通過了多種不同的理論路徑達到了這樣的結論。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了解這一結論后面的論證遠遠比知道這一結論本身更為重要。因為它有助于我們透徹地理解西方歷史學理論的變化，思考如何把西方的歷史學理論與我國的歷史解釋資源相結合，走出我們自身特色的歷史解釋道路。
在改變歷史學解釋模式的多種路徑中，語言對歷史敘述的作用當是其重要的一種。受到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和�？碌暮蟋F(xiàn)代理論的影響，歷史學家開始關注語言與歷史以及歷史的解釋之間非常復雜的關系。從理論上來講，人類的語言或者“話語”并非如鏡子那樣直接或完全反映著既定的社會實體和意義，相反，語言在自身的配置中生成著意義。這樣，人們通過語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釋都只是解釋者通過語言的一種“建構”。當歷史學家把這樣的理論應用于歷史學領域時，結論自然非常明朗：正是語言配置和運用使歷史學的解釋無從再具有客觀性、規(guī)律性和必然性。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所說，歷史只“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
以往，我們總是把歷史看成為是敘述一種事實，講述一個已經發(fā)生與存在過的故事，但我們卻沒有仔細探討，在我們進行這種研究、展開敘述的時候，我們除了要有對這些材料進行“發(fā)現(xiàn)”等主體的活動之外，我們還需要使用語言的配置這樣一種重要的工具來進行講述。一旦這樣的活動展開，語言作為獨立的功能就自然在發(fā)揮著作用，從而就使歷史學家使用語言所描寫出的歷史與原來的“歷史”有著不同，歷史的結構和敘述具有了多樣性，歷史學家所“建構”起來的歷史不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由此，從前被看作為真實的歷史現(xiàn)在卻變成了僅僅是“一種修辭戰(zhàn)略”，歷史的故事，就好像事實的陳述一樣，“是語言的本質并且有一套論述的規(guī)則”。
這種對傳統(tǒng)歷史學的“顛覆”還只是從歷史學家——這個歷史解釋者的主體的視角出發(fā)而得出的結論，如果我們轉換一下研究的對象，從歷史學家所依賴的歷史材料——文本來看，更可以得出上述的結論。當歷史學家面對著他所要研究的文本時，他如何處理這個文本，他能夠對這個已經有著文本記載者所使用的語言而帶來的“意義”保持全部的相信？這里，自然引伸出歷史記載者所使用的詞語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原來作者所使用的詞語。他為什么要使用這一詞語而不是另外的詞語，他是如何定義這一詞語的，以及如何將這一詞語具體化的；在當時多種詞語并存，也許常常在互相沖突的情況下，為什么這樣的一個詞語能夠成為占居主導地位；是什么機制、什么動力使之形成了“話語霸權”。這樣，在歷史的進程中，歷史的演變就變成了語言的不斷變化，以及圍繞語言的編織而展開的過程。按照法國思想家福柯的說法，形成了“譜系”。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追溯和“解構”這樣的譜系，在歷史中發(fā)現(xiàn)延續(xù)，和更重要的“斷裂”。
也許如果我們用思想史這樣的個案就更能夠理解這樣的問題，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思想家們所使用著不同的語言，即使使用相同的一個詞語，其定義也許大為不同，甚至格格不入，如“民主”、“自由”等等。因為語言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意義有所變化，不同的群體對相同的詞語也會作出不同的定義；同時，語言對于意義的多重性也容易造成即使是相同的詞語但也存在著不同層面的意義，在不同的語境下有著不同的含義。所以，我們要想理解任何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的話，我們就必須抓住那些“關鍵詞”（keyword）及其語境，透過這些詞語的線索來把握和理解他為什么在這樣的語境下來選擇這樣的詞語，以表達他的什么思想，并且反映了社會的什么需要。由此，思想史家認為，政治思想史研究被定義為探究和解釋政治語言以及在語言體系和政治體系之間的連接。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與作者一起和在作者所表達的范圍內認同作者的詞語，去顯示作者所使用的語言如何自動行使著規(guī)定作者想說和如何想說的功能。這樣，思想家們所寫的思想原著不僅被看成是研究的文本，更是語言的文本。通過這樣的研究方法，歷史學家實現(xiàn)了對研究對象的徹底轉換。思想史要研究的不僅僅是思想家的著作，而且更應該是思想家本身所使用的語言以及語言結構。
無論是從歷史學家這個主體和歷史的研究對象這樣的客體來分析，都能夠看到語言在歷史敘述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改變了歷史研究的模式，甚至改變了人們對歷史學特性的理解。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歷史不再僅指過去所發(fā)生的一切，而是作為歷史敘述者的歷史學家的敘述，歷史是歷史學家主體的自我能動。顯然，與過去的研究方法相比，這樣的一種研究路徑在歷史研究中能夠深化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將過去所忽視的內容提升到可以研究的范圍，納入到我們的研究視野，以及能夠取得大為不同的成果�？傊�，它開辟了歷史研究的又一新方向。因此，西方歷史學家將這樣的一種歷史研究的新變化稱之為歷史研究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
實際上，當代西方歷史學家所有的這些努力都是要在追尋歷史的意義。在歷史中，意義來自哪里，是材料自己，是文本自身，還是隱含在材料與文本的語言之中，以及歷史學家的主體對語言的配置之中。顯然，當代歷史學家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我們才能找尋到歷史的意義。
如果我們將考察的視野轉移到古代的中國的話，在司馬遷的《史記》那里，我們依然能夠發(fā)現(xiàn)歷史學家的語言運用與歷史敘述相結合的良好典范，太史公對語言運用的高超技巧至今仍然讓人贊嘆。但問題是，這樣的歷史學傳統(tǒng)如何在后來發(fā)生了改變，使得歷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中忘記了語言，忘記了語言與意義的密切關連。與西方現(xiàn)在的歷史研究的轉向相比，也與我們的歷史敘述傳統(tǒng)相比，我們現(xiàn)在的歷史研究依然在追求歷史必然性和規(guī)律性的指導下，在歷史事實的找尋中，形成了一種僵化而固定的語言模式，或者說“話語霸權”。但歷史給我們諷刺的是，這樣恰恰遮蔽了歷史，影響著歷史的解釋和意義的發(fā)現(xiàn)，阻礙著歷史學的發(fā)展。
“語言不斷地產生意義”，面對著歷史的文本，歷史學家通過自己“創(chuàng)造”著知識和意義，而不是簡單地“發(fā)現(xiàn)”；這樣，對文本的每一次閱讀，都是歷史學家主體的一次新的“再發(fā)明”（reinvent）。面對著這些新的論點，即使在西方歷史學界也對此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很多歷史學家在“捍衛(wèi)歷史”的旗幟下對上述這些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一些屬于后現(xiàn)代歷史學陣營的歷史學家也坦陳后現(xiàn)代的歷史學正“佇立在懸崖邊”。但是，不管這場爭論的結果如何，對歷史的這種新的理解卻依然沒有停止自己的實踐腳步。相反，在經受著激烈的批評和自我的修正之后，后現(xiàn)代史學則愈來愈蔚為浩蕩。目前，對在仍然還處在“傳統(tǒng)”歷史學解釋模式的中國來說，難道我們不需要來一場這樣的激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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