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中國如何安全

　全球化時代，中國如何安全

●“9·11”事件及其連鎖反應，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問題，使全球化進程越出了經濟軌道，進入到國際關系的上層建筑領域

　　●中國的安全問題隨著國家利益的拓展也已遠遠超出了國界。如果缺少一個兼顧國內和國際，周邊和地區(qū)，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的全面籌劃，就不能有效應對威脅

　　●在全球化時代，很難劃出涇渭分明的敵我界限，也鮮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斷，更找不到絕對適用的萬全之策。在“兩難”中進行選擇是安全決策的常態(tài)

　　上世紀90年代，現(xiàn)代歷史的“戰(zhàn)后”時期結束了。從那時以來，又過去了將近一代人的時間。人類在最近1/4世紀的遭遇，似乎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還要來得深刻。一個強大的超級大國，兵不血刃就分崩離析了；一個小國的貨幣貶值，招來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當代惟一的超級大國，被幾個游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場“全面戰(zhàn)爭”，并導致了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大調整和大國戰(zhàn)略關系的新調度；對感冒病毒和雞瘟的防范，耗費了眾多國家的舉國之力，動員了跨國防范，催生了“全球預警”機制；颶風、海嘯、氣候變暖已經到了“水漫金山”、“歐亞陸沉”的地步。世界性的震蕩和沖擊接踵而至，普天之下，再也沒有人能夠回避一個字眼———“安全”。

　　三個事實，標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有人用“全球化”來度量今天的安全問題。這是沒有太多實際意義的。全球化的進程與資本擴張的進程一樣久遠，但惟獨到20世紀90年代，它才發(fā)生了質的飛躍———全球化進程步入了全球化時代。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有三個最為鮮明的標志。

　　一是它是伴隨著冷戰(zhàn)的落幕，兩極對立格局的解體，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的消失而到來的。對于蘇東劇變、蘇聯(lián)解體等政治事件的發(fā)生，無數(shù)的歷史學家曾經探詢其背后的原因，給出了各式各樣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導致東西方分裂局面徹底瓦解的深層動因，是市場擴張。也就是說，現(xiàn)代生產力的發(fā)展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生產空間來進行生產，才能最有效地釋放它的巨大能量，這個歷史的“絕對命令”，是一切“鐵幕”和“柏林墻”倒塌的真正原因。

　　二是計算機的普及和互聯(lián)網的出現(xiàn)。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關鍵特征不是通訊速度的改變，而是信息傳輸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廣泛分享和自由傳播。它使全球化時代擁有了屬于它的物質技術手段。

　　三是“9·11”事件開辟了全球化的政治進程。這一事件及其連鎖反應，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問題，使全球化進程越出了經濟軌道，進入到國際關系的上層建筑領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課題。“和平、發(fā)展、治理”構成了全球化時代的完整議程。

　　上述三個條件的出現(xiàn)，使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歷史意義”，標志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安全問題，不是一般的、籠統(tǒng)的“全球化”的安全問題，而是“全球化時代”的安全問題。全球化時代是我們觀察、理解和處理當代安全問題的綱。

　　別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

　　全球化時代給安全問題帶來的最大影響，莫過于國家之間利益關系格局的深刻變動。因為安全歸根結底是基于利益的關系。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決定一定時期安全的總體面貌。全球化時代下國家利益關系的性質與過去相比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全球化時代國家關系的性質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兩重性。全球化絕沒有消除對立與對抗，相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激化了各種矛盾，加劇了全球范圍的沖突，但與此同時，國家之間的同一與合作因素也在增長。相互依賴與相互競爭的同步加深，使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對安全行為的驅動也雙向化。對立的利益導向沖突，共同的利益導向合作。

　　隨著地區(qū)間相互依賴的不斷加深，國家及地區(qū)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雖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對立與沖突，但卻能與對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情況在當前的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美歐關系、美俄關系，乃至中國大陸和臺灣的關系中都屢屢呈現(xiàn)。這種狀況要求在安全的哲學觀念上與時俱進，更新思維。既要堅持“一分為二”，又要倡導“二而為三”，善于在國家利益的對立與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異中找尋出路，以達到維護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時代，安全的整體性空前加強。布熱津斯基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名為《大選擇》。有意思的是，冷戰(zhàn)后美國戰(zhàn)略家所發(fā)表的有關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系列叢書，多以“大”字冠名，如“大失敗”、“大混亂”、“大分裂”、“大外交”、“大棋局”等等。這里面“大”的含義，是指站在全球視角謀劃美國的國家安全。布氏在他的新著中說，美國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它必須在“領導”世界和“統(tǒng)治”世界這兩個角色中做出選擇。美國單槍匹馬地干，將會遭到全世界的怨恨，最終自己也不會有安全；只有聯(lián)合盟友，擔當領導，美國才能成為強勢超級大國，才能在全球安全中贏得本國的最大安全。

　　全球化的根本推動力是生產力的擴張和資本的擴張，這兩個擴張深入到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生產力的擴張把全球的生產和生活日益整合為一個整體，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義上和全球層面上維護安全的課題；資本的擴張使老的安全威脅具有了新的形態(tài)和比過去大得多的活動空間。于是我們看到，美國的霸權威脅過去是區(qū)域性的，現(xiàn)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戰(zhàn)略重心已經由歐洲擴展到整個歐亞大陸。世界上各個國家在理論上都存在著面對美軍全球到達的可能性。中國的安全問題隨著國家利益的拓展也已遠遠超出了國界，同四面八方發(fā)生了相關的利益關系。如果缺少一個兼顧國內和國際，周邊和地區(qū)，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的全面籌劃，就不能有效應對威脅，維護好自身的安全利益。

　　今年初發(fā)生的印度洋海嘯災難，引來了世界各國的援手，演化為一場國際安全大營救，身處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們越來越明白了一個道理：在全球化時代，救別人就等于是幫自己。當前，多邊外交在各國維護國家安全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明顯上升；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受到了空前的關注，已成為各國維護自身安全利益激烈斗爭的舞臺；最大的安全斗爭表現(xiàn)為全球治理的路線之爭———是謀求單極還是推動多極，是美國化還是國際關系民主化，正成為國際力量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種種，都是全球化時代安全整體性日益增強的表現(xiàn)。

　　敵我界限與是非界限不再涇渭分明

　　毛主席曾經說過：“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聯(lián)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現(xiàn)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自從全球化時代以來，各國的安全就聯(lián)成一氣了，要想割開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全球化時代，各國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實現(xiàn)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目標，必須適應全球化安全整體性的特點，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來籌劃國家安全。要根據(jù)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國安全利益的拓展，樹立大周邊、大安全的觀念；要加入到全球穩(wěn)定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機制中去，在其中發(fā)揮建設性的推動作用；要從地區(qū)、周邊和全球的層面塑造良性互動的安全結構；要把本國、本地區(qū)最緊迫、最要害的安全問題放到全球總的安全關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決，在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變動的大棋局中加以謀劃。不僅要重視國家關系和地區(qū)關系的互動，而且也要重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的互動，還要高度重視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在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動。全球化時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個安全的全球化時代。

　　此外，由于全球化深入發(fā)展，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安全領域不知要比戰(zhàn)爭年代和冷戰(zhàn)時期擴大了多少倍。就安全類型講，現(xiàn)在是傳統(tǒng)安全與非傳統(tǒng)安全交織影響，相互激蕩、相互轉化；從安全的行為體講，在國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區(qū)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國家安全之下，又有社會安全和人的安全；各類利益關系縱橫交錯，形成了處理安全問題的“多維”困境；通訊技術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進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復雜性，信息技術及信息網絡的放大效應和工具效應，大大改變了安全的時空特征，造成安全問題全球化、安全環(huán)境虛擬化、安全邊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對稱化等新形態(tài)。在全球化時代，很難劃出涇渭分明的敵我界限，也鮮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斷，更找不到絕對適用的萬全之策。在“兩難”中進行選擇是安全決策的常態(tài)，系統(tǒng)性、綜合性、模糊性成為處理安全問題管用的原則，意志力、穩(wěn)健和成熟是領導集團維護國家安全所要具備的綜合素質和品格。

　　《環(huán)球時報》 (2005年05月11日 第十五版

【全球化時代，中國如何安全】相關文章：

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意識08-17

淺談全球化與反全球化09-04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仲裁全球化趨勢08-12

《新時代的中國青年》心得05-03

新時代的中國青年心得05-02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08-17

時代的走向：反省中國改革之路08-17

中學時代，女生如何度過？08-16

全球化論文 關于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經濟學論文范文參考資料05-08

時代呼喚“中國學生節(jié)”的誕生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