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學人的底層情結——讀李云雷的新書《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

一位青年學人的底層情結——讀李云雷的新書《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

　　作者/溫長青

　　近年來，由于對底層文學的關注，筆者對底層文學的倡導者和力推者——青年評論家李云雷的文章讀了不少，應該說對這位青年才俊、學界新秀的評論風格與觀點多少了解一些。但盡管如此，當筆者有幸讀到他去年出版的新著《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簡稱《故事》）時，還是感到了極大的心靈震撼。幾乎一口氣讀下來，對作者不同凡響的底層文學研究有了更系統(tǒng)的了解，從收入書中的一篇篇論文里，筆者看到了一位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有著博士學位的青年學人那濃得化不開的底層情結。這在許多知識精英對底層生活十分隔膜、對底層文學不屑一顧的當下，實在是難能可貴。

　　在李云雷的評論文字的背后，我們感受到了一位嚴謹?shù)膶W者真誠熱烈的治學態(tài)度。一個搞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的人，必須對所評論的對象——文學及文學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有一種真誠熱烈的態(tài)度。魯迅先生講過創(chuàng)作總是根植于愛的話，套用一下，搞理論研究和文學評論，同樣必須根植于愛。翻開《故事》，在上編中，《如何闡釋中國與中國文學》一文，對中國經驗的精辟概括和對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演變的精準描述，讓我們深切感受到了作者對國家、對文學的那份真誠。正像作者所說，所謂中國經驗，“應該是與傳統(tǒng)中國不同的現(xiàn)代中國的發(fā)展經驗”，它包括“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社會主義傳統(tǒng)、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傳統(tǒng)”，這種中國經驗的基本前提則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即“中國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在整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處于邊緣的位置”，“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以來屢受侵略，瀕臨瓜分或滅亡而終于獨立，至今仍處于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在國內，是農民占絕大多數(shù)的一個人口大國”。作者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和對中國文學的研究，正是建立在他的這種清醒理智的認識基礎之上。這種認識，既不同于那種拋卻傳統(tǒng)、一味認同所謂普世價值的西化派，也從根本上否定了那種試圖以傳統(tǒng)文化來拯救中國的保守主義的價值觀，同時，也同拒絕傳統(tǒng)文化、反對改革開放的極“左”傾向劃清了界限。作為一位年輕的學人，處在當前時局多變、認識混亂、價值多元的情況下，能不為各種“時尚”所惑，立論如此持平中肯，足見其治學的嚴謹與真誠。

　　還是在這篇文章中，作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逐漸偏離了‘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的認識，雖然可能不為一些精英所接受，但作者的觀點，來源于他對文學現(xiàn)實的仔細梳理和認真分析，是符合文學的實際的。作者尖銳地指出，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新的美學原則”，“不過是以一種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的、精英階級的既定美學標準來規(guī)范中國文學，從而形成了一種注重形式、敘述、技巧的傾向”。正是這種傾向的進一步發(fā)展，使得文學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走進了孤芳自賞的死胡同。再加上文學環(huán)境的市場化與消費主義傾向，更使所謂的“純文學”“精英文學”雪上加霜，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理想”徹底破滅。

　　在《神話，或“黃金時代的背后”》一文中，作者在肯定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繁榮與輝煌之后，將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挖掘了出來：一是讀者“能看”，(論文范文　m.panasonaic.com)這需要識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二是讀者“要看”，正是文學大眾化使普通人養(yǎng)成了閱讀的習慣。離開了這兩點，不可能有什么文學的繁榮。問題的關鍵是，這兩點都是20世紀50—70年代完成的，從而為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繁榮打下了基礎。作者的立論建立在對中國近現(xiàn)代國情的充分了解和透徹分析的基礎上，因而是可信的。這樣作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20世紀80年代文學神話化的背后，被遮蔽的是20世紀50—70年代文學的價值。甚至許多：20世紀80年代走紅的精英作家，正是在：20世紀50—70年代完成了文化啟蒙和文學啟蒙，是新中國自己培養(yǎng)起來的一代作家，雖然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成名后有意無意地背叛了這一段歷史，但事實畢竟是事實。

　　正是基于對中國經驗與中國文學的這種認識，作者對新世紀出現(xiàn)的底層文學的重要意義給予了充分地肯定，認為它“重建了文學與現(xiàn)實、與世界、與民眾的聯(lián)系，并從底層的視角觀察與描述著中國的變化”。作者對底層文學的重要的思想資源的看法，筆者認為抓住了問題的本質。雖然新世紀出現(xiàn)的底層文學，有著非常復雜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任何把它簡單化的認識都是偏頗的，但是，追根溯源，我們還是能夠找到它與“左翼文學”“民主主義文學”的血肉聯(lián)系。作者之所以強調除了“左翼文學”之外，“民主主義文學”對新世紀底層文學的影響，除了這確實符合底層文學的實際之外，筆者覺得更重要的原因是跟這些年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右轉的強勁勢頭使得許多人對曾經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精彩華章的“左翼文學”避之唯恐不及的主流意識有關。而在當下的政治生態(tài)與文學語境中，這多少讓人感到些許尷尬。

　　作為底層文學的倡導者、研究者，李云雷有著濃郁的底層情結。這一點，在《故事》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可以這樣說，這些年來在底層文學創(chuàng)作中影響較大的作家，無論是以底層文學名世的曹征路、羅偉章、胡學文、劉繼明、吳克敬、葛水平、王祥夫，還是成名以后在底層文學領域辛勤耕耘收獲頗豐的遲子建、韓少功、賈平凹，無一不被他深情關注。這讓我們感覺到，李云雷對于新世紀出現(xiàn)的底層文學是怎樣的情有獨鐘，怎樣的勉力呵護，怎樣的奮力鼓吹！

　　《故事》的中編，是關于底層文學的理論與批評，集中收錄了作者最有代表性的幾篇論文，全面反映出作者關于底層文學的立場和觀點。在《“底層文學”在新世紀的崛起》一文中，李云雷對底層文學來龍去脈的梳理，對與底層文學相對的“純文學”、商業(yè)文學、主旋律文學各自的背景和規(guī)定性的體認，對底層文學與這三種文學相比顯現(xiàn)出來的特征的分析，既是理智的、富有學理性的，又是樸實的、精準的。在此基礎上對底層文學概念或內涵的界定，筆者認為是當前關于底層文學的多種解釋中最到位的，因為它從內容到形式，從寫作態(tài)度到傳統(tǒng)，從幾個方面對底層文學作出了全面的規(guī)定，一方面，它是對底層文學的實際狀況的概括總結；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基本的范疇，也使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有了一個最基本的出發(fā)點與依據(jù)。雖然這也是一家之言，但以李云雷對底層文學的倡導、鼓吹在文學界和文學理論界的較大影響，至少它得到了多數(shù)學者的認同。作者還對底層文學近年來的發(fā)展態(tài)勢作出了一個基本判斷，認為新世紀以來，最好的小說都是關于底層的。他具體舉出了曹征路、陳應松等人的作品，進行了要言不煩的評論，有力地支撐了他的觀點。同時作者認為，底層文學有很長遠的發(fā)展前景，因為現(xiàn)在最活躍、最有藝術性的，就是描寫底層的這些作品。作者強調，之所以我們要提倡底層文學，是因為“底層文學是我們當下文學的一種先鋒”，“是‘五四’新文學的一種繼承者，是一種新文化”，而且底層文學還有重要的社會作用，“就是文化領導權的爭奪”。這種看法，雖然很是遭到一些精英派學者的不屑，但筆者認為，正因為如此，才更加說明底層文學真正是屬于人民的文學，對這種文學的提倡，無疑是建設人民文學、讓文學真正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迫切要求。這里，李云雷表現(xiàn)出來的獨立思考，是當前這個浮躁失序的社會特別需要的精神。

　　在《底層寫作所面臨的問題》中，李云雷對底層文學與“純文學”的異中之同作了分析，認為不能簡單地將二者對立起來，二者各有自己的精神、藝術追求的路向，但在反抗新意識形態(tài)與商業(yè)文化上，它們有共同性，應該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因此底層文學不應該忽視“純文學”所進行的形式探索與藝術創(chuàng)新。同時底層文學面臨著理論建設不足的大問題，對“左翼文學”的經驗汲取遠遠不夠。作者還結合對底層文學的發(fā)軔之作——《那兒》的有關討論情況，回顧了對“純文學”的反思，認為2005年文壇上對底層文學的熱情，是反思“純文學”在邏輯上的延伸，《那兒》是“底層文學”中涌現(xiàn)出來的優(yōu)秀作品，體現(xiàn)出了鮮明的左翼文學精神。作者還把《那兒》的爭論放到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爭的政治背景上，進而讓讀者意識到《那兒》的發(fā)表和討論，絕不僅僅是一篇作品的問題，而是和當下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有著密切關系的綜合性問題。在《2007：“底層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中，作者對民族形式與中國道路、“左翼傳統(tǒng)”與歷史的復雜性、底層文學中的“人性美”與“人情美”等問題，結合具體的作家作品，高屋建瓴地予以闡釋。

　　中編的另外幾篇文章，則分別對曹征路、胡學文、劉繼明、魯敏等人的作品進行了詳細地解讀，使人們對這幾位底層文學重要人物的作品，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有了全面的了解。其中對曹征路作品中的“新左翼”傾向的肯定，對胡學文在敘述藝術方面的寶貴探索的贊賞，對劉繼明作品中鮮明的階級意識的認同，都鮮明地昭示了—個學者面對方興未艾但地位尷尬的底層文學，面對作為底層文學背景的底層世界，表現(xiàn)出了怎樣的底層情結與社會責任感。

　　下編“農村問題與文學敘述”，結合三農問題的討論，對20世紀50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農村題材作品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同前兩編一道，建構起一個完整的體系。中國故事、底層文學、農村作品，三者之間環(huán)環(huán)相扣、息息相關：“底層文學”是“中國故事”的一部分，而“農村作品”則是“底層文學”的一部分。這也正好說明，李云雷在有意無意之間，建構起了一個跟當代中國和當代中國文學密切關聯(lián)的理論體系。雖然它可能并非無懈可擊，但畢竟是一位青年學人對當代文壇的一份貢獻。

　　總之，《故事》是一部較全面地總結底層文學經驗、建構底層文學理論的著作，它的問世，一定會對底層文學的發(fā)展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而書中洋溢的底層情結，也將成為一種光榮傳統(tǒng)，給更多的關注底層和底層文學的人以鼓舞。

　　[作者簡介]

　　溫長青（1957-），男，河南林州人，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新世紀底層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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