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格律詩中的文字重復問題

　　談格律詩中的文字重復問題
　　
　　西北師大文學院 任遂虎
　　
　　格律詩中，有文字“避同”之說，即避免同字重復。這屬于一般性常識。但是，格律詩中的“避同”，指的是非修辭性重復，不包括修辭性重復。曾有人沒弄清這兩者的區(qū)別，用修辭性重復的例證來反駁“避同”之說，從而出現(xiàn)所指對象的錯位現(xiàn)象。本文在對格律詩中的修辭性重復和非修辭性重復加以區(qū)分的基礎上，來討論格律詩中的“避同”問題。
　　
　　漢魏以前的古詩，在文字上是可以重復的，理論上也沒有避免“重出”、防止“相犯”的說法。六朝以降，隨著詩歌形式的日趨精致，便有了避免“重出”、防止“相犯”之說。這個問題，劉勰在《文心雕龍·練字》中已經明確地提出來了。他的原話是：“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币馑际钦f，《詩經》和《楚辭》善于融會貫通，并不在意于重出、相犯的問題，近世則忌諱詩中出現(xiàn)同字。當然，如果重字不得不要時，則是可以相犯的。按照劉勰的意見，“忌同”未嘗不可，但也可以靈活對待，不必死拘規(guī)則。
　　
　　唐代格律詩形成后，進一步明確了同字“相犯”的問題，即在一首詩中，應盡量避免文字上的重復。只是在格律詩中的“避同”，不包括修辭意義上的文字重復，即修辭性重復不在“相犯”之列。
　　
　　格律詩中，常見的修辭性重復有三類情況：一類是疊字，一類是頂針，一類是復辭。
　　
　　疊字這種修辭格在傳統(tǒng)詩歌中使用十分廣泛，《詩經》中就有大量的疊字句。格律詩形成后，無論五言，還是七言，都采用疊字來突出語言表達的音韻感和節(jié)奏感，強化摹狀、抒情的效果。如“蕭蕭班馬鳴”（李白），“飄飄何所似”（杜甫），“漠漠水田飛白鷺”（王維），“翦翦輕風陣陣寒”（王安石），“青山歷歷鄉(xiāng)關夢”（元好問）等等。顯而易見，疊字不是“相犯”，茲理易明，無須贅述。
　　
　　以頂針修辭格出現(xiàn)的文字重復，在格律詩中雖不多見，但同樣存在。頂針指的是上句末尾字、詞與下句開頭字、詞相同，構成一種回環(huán)相扣的表達效果。如元稹的“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即頂針格的應用。由于傳統(tǒng)詩句高度簡練，句式往往是經過壓縮的，因而頂針這種辭格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表達，就是將兩字用于同句之內，同字相連，表面上看似疊字，實際上不是作為修辭格的疊字。比如說，“月光如水水如天”（趙嘏）、“自是不歸歸不得”（崔涂）之類的句子的重字，便是如此，因為它實際上是兩句的壓縮�！霸鹿馊缢�水如天”，用口語表達就是“月光如同水，水如同天”。
　　
　　在復辭這種修辭格中，重復的字、詞不是相連的，而是被其他文字隔開來，它可以在同句中，也可以在不同的句子中。于是，格律詩中的復辭，有句內重復，也有句外重復。常見的句內復辭有這樣幾種情況：（1）一、三字重復，如“舍南舍北皆春水”（杜甫），“聽水聽風笑到家”（袁枚）。（2）一、五字重復，如“一枕新涼一扇風”（劉翰），“不養(yǎng)丹砂不坐禪”（馮班），《紅樓夢》中的名句“秋花慘淡秋草黃”也是一、五字重復。（3）二、五字重復，如“不羨神仙羨少年”（袁枚），“不愛紅裝愛武裝”（毛澤東）。（4）二、六字重復，如“煙籠寒水月籠沙”（杜牧），“濃似春云淡似煙”（紀昀）。（5）三、六字重復，如“欲把西湖比西子”（蘇軾），“暫時相賞莫相違”（杜甫）。（6）四、七字重復，如“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瞥地紅梢更綠梢”（王又曾）。（7）一二兩字與五六兩字重復，如“紫薇花對紫薇郎”（白居易），“半緣修道半緣君”（元稹），“昨夜星辰昨夜風”（李商隱），“斷續(xù)聲隨斷續(xù)風”（趙嘏），“如此煙波如此夜”（舒位）等。其中，重復的兩字可以是一個詞，也可以是兩個單字。（8）一、三、五字重復，如清代女詩人何佩玉的“一花一柳一魚磯，一抹斜陽一鳥飛。一山一水一禪寺，一林黃葉一僧歸”。
　　
　　應當說，格律詩由于受到單調的平仄轉換的限制，句內的復辭有相應的定格。二、四字不能重復，四、六字不能重復，因為“二四六分明”。在五言“平平仄仄平”、七言“仄仄平平仄仄平”句式中，由于對“孤平”的避忌，五言的一、三字、七言的三、五字不能重復。前面舉到的何佩玉的“一字詩”中，第二句中是一、五字重復，不像第一句的一、三、五字重復，因為用的正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句式。
　　
　　格律詩中的句外復辭格，常是表達的主題詞、中心詞的回環(huán)關照，其作用在強調或對比。崔顥《黃鶴樓》中，“黃鶴”一詞三次重復，因為它是詩人反映的中心詞，在一再強調中突出了“鶴去樓空”的感受。盧梅坡的“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日暮詩成天又雪，與梅并作十分春”，“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擱筆費評章。梅需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在梅、雪之間兩相對照，以彰顯各自的美妙之處。崔護的“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是兩年之間的比照，中間省去了“今年今日此門中”，在“人”與“花”的重復中呈現(xiàn)出同與不同的情景。這類復辭十分自然熨帖，正是顧炎武曾提倡的“復而不厭”的典型例證。
　　
　　除了修辭意義上的文字重復，非修辭性的重復則應當力求避免。當然，“忌同”不是絕對的。劉勰關于“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的論點，對于格律詩來說，依然是適用的。在唐宋及后世的名詩中，出現(xiàn)非修辭性重字的詩作為數(shù)不少。如崔顥《黃鶴樓》中，“空”兩次重復，“人”兩次重復，因用得自然妥帖，讀來不覺重復。程顥的《題淮南寺》和《秋月》，都是名詩，選入《千家詩》，前詩兩“秋”字，后詩兩“紅”字，皆不影響詩的意境。元人吳澄的《詠雪》，“江”、“水”、“天”三字都出現(xiàn)重復，但同樣被人們當名詩看待�？梢�，“避同”也不是絕對的。
　　
　　歸納起來說，格律詩中，要分清修辭性文字重復和非修辭性文字重復。對非修辭性文字重復要盡量避免，但并不是絕對要防止“相犯”。必要時，重復也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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