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為何不自由?

蘇聯(lián)解體以后,　隨著專制鐵幕的日漸揭開,　已很少有人再為其思想禁錮辯護。但沒有證據(jù)證明,列寧等革命領袖在革命初期“為人民”的動機不是真誠的。列寧在揭露資產(chǎn)階級“言論自由”虛偽性的同時,　也曾許諾革命將創(chuàng)造出遠超資本主義的“言論自由”。但實際上,　卻出現(xiàn)了長時期嚴重的思想言論禁錮,　在蘇聯(lián)也決不可能出版象《美國禁發(fā)新聞》(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10月中文版)這種自我批判性著作。那么,　原因究竟何在呢?完全歸咎于領袖的個人品質(zhì),　固然省力,　卻有違事實、公正和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拙文則嘗試從社會整體機制角度探本求源,　總結經(jīng)驗教訓,　以求得討論的深入。

我認為,　蘇聯(lián)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面的嚴重失誤,　主要根源于以下重大因素:

一、“言論自由”理論的片面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理論生涯是從批判普魯士專制政府的思想禁錮開始的。但長期以來,他的后繼者和研究者們對此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特別是馬克思《第六屆萊因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　曾被政論家盧格譽為“對于出版自由再不能有比這說得更深刻更透徹的了”(1)。以今視之,　雖然論文尚未涉及“言論自由”的經(jīng)濟基礎,但其理論深廣度和透徹性也仍然令人震撼。比如,馬克思精辟闡明,“言論自由”對實現(xiàn)“人的本質(zhì)”、“人的解放”、人的其他“一切自由”,　以及人的“幸福”與“充實完滿”所具有的重大意義(2)。尤其強調(diào)了“言論自由”對人民群眾“洞察”和“聯(lián)結”世界、“自我信任”,　以及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巨大作用(3)。此外,　還論及實施“言論自由”的主要手段,　如制定“新聞出版法”,　運用自由的“批評”,　舉辦人民報刊,　以“行為”而不以“思想”評判一個人等等(4)。馬克思還強調(diào)了保證“新聞出版法”公正行施的基本前提──司法獨立問題(5)。同時,　還從反面論證了思想禁錮對政府和人民兩方面的危害(6),　以及出版自由本身的局限和應持的態(tài)度等(7)。

以上證明,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雖然主要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斗爭中孕育,　卻也對反封建的包括“言論自由”在內(nèi)的資產(chǎn)階級法權體系有充分的理解和合理認同。馬克思主義畢竟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fā)展的歐州誕生的啊。

而列寧主義卻產(chǎn)生于落后的資本主義極不發(fā)達的俄國。因此,　盡管在革命初期,　列寧也講過“苦于資本主義發(fā)展不夠”(8)一類的話,　卻很難對“言論自由”的意義與條件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出于避免俄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考慮,　他在談及“言論自由”時,　著重揭露了資本主義“言論自由”的私有制基礎和資產(chǎn)階級實質(zhì),　以及它屈從于“貨幣權力”的欺騙性(9),　并指出了“舊政權”與“新自由”的不相容性(10)。但是,　列寧卻嚴重忽視了“言論自由”的人性、人民性價值和社會自我完善作用。列寧只看到了革命者利用“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教育無產(chǎn)階級“打倒資產(chǎn)階級的壓迫”⑾,　卻不承認“出版自由”也能“祛除俄國共產(chǎn)黨的弱點”⑿。他對人民“言論自由”在新制度中的實現(xiàn),　也有點盲目樂觀,　認為只要政權的階級性質(zhì)一變,　就一了百了;　認為只要“沒有直接或間接使報刊屈從于貨幣權力的客觀可能性”,　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礙勞動者”享有這種“自由”⒀。而未能預見到,　人民群眾仍然有可能因屈從于生存條件、政治強權而喪失這種“自由”。他還令人鼓舞地承諾,　新制度將停止對報刊的“行政干預”,　并依法實行“充分的自由”⒁,　卻未能指明實現(xiàn)的途徑和保證條件。

斯大林的“言論自由”理論十分貧乏,　可說毫無建樹。他只知無數(shù)次地重復列寧的階級批判,　諸如“空談”、“空話”、“形式權利”等等;　并炫耀只有不存在“失業(yè)”之虞的的蘇聯(lián)人才有“真正的個人自由”、“不帶引號的自由”⒂。

列寧曾不無自豪地宣布:　革命后的俄國,　將“證明它能給人類做出為自由和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偉大榜樣,　而不是大規(guī)模的蹂躪,　大批的絞架和拷問室”⒃。但由于他和斯大林對“言論自由”的片面認識、理論失誤,　在蘇聯(lián)的長期歷史中竟出現(xiàn)了截然相反的情景;　盡管歷屆蘇聯(lián)憲法都明確規(guī)定了“言論自由”條款,　卻也只能是一種地地道道的“空談”,　甚至連“形式權利”都算不上。而導至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　竟又是缺乏真正的“言論自由”。列寧、斯大林的話就是“圣經(jīng)”,　只能稱頌,　不能懷疑,　更不允許討論、批評,　因而片面的“言論自由”理論便長期無法糾正,　從而形成理論與實踐的惡性循環(huán)。

以上,　大約就是蘇聯(lián)長期思想言論禁錮最基本的的思想理論基礎。

二、“國有化”即“公有制”的誤解

任何法權都有其相應的經(jīng)濟基礎,“言論自由”也不例外。

眾所周知,　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的弊端歸結為“私有制”,　歸結為生產(chǎn)的社會化與生產(chǎn)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　因而把“消滅私有制”作為革命旗幟,　并提出了“無產(chǎn)階級奪取國家政權,　并且首先把生產(chǎn)資料轉(zhuǎn)變?yōu)閲�家財產(chǎn)”(17)的歷史任務。但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　都不曾把國有化視為“公有制”的完成,　而只是視作“公有制”的“全國性基礎”和第一步(18)。他們確立的“公有制”標準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使用“全部生產(chǎn)工具”,　共同參與“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19)。實際上,　也就是充分和徹底的經(jīng)濟民主。

但到了列寧和斯大林那里,　卻有意無意地把“第一步”變成了“最后一步”,　在二者之間劃了等號,　放松甚至忽視了對“勞動者直接占有”生產(chǎn)資料這一“公有制”本質(zhì)的努力。1913年3月頒布的俄共綱領,　就聲稱“蘇維埃共和國的財產(chǎn)”即是“全體勞動者的公共財產(chǎn)”(20)。斯大林也也說“公有制”就是“國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21)。后來的波列日涅夫憲法,　則干脆稱“國有制”為“國家全民所有制”。這一切,　也許與列寧的一個思路有關,　他十分強調(diào)“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等概念的區(qū)別(22)。殊不知,　脫離了“占有權”、“支配權”的所謂“所有權”,　只能徒具空殼,　最多是紙面上的一種“形式權利”。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　蘇聯(lián)長期以來不斷強化對生產(chǎn)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國家”也即黨政官員占有。蘇共通過各級官吏牢牢控制了一切生產(chǎn)和生活資源,　也即控制了全體蘇聯(lián)人的生存條件。而廣大直接生產(chǎn)者,　不過是受雇于國家的廉價勞動力,　最多只有對某些生產(chǎn)工具的使用權。從國營工廠到國營農(nóng)場到集體農(nóng)莊,　生產(chǎn)計劃、管理、領導人任命、產(chǎn)品分配,　統(tǒng)統(tǒng)由政權也即黨權所控制。這必然是一個高度集中的經(jīng)濟模式。列寧就主張“要在經(jīng)濟方面實行民主集中制”(23),　實際上只是“集中制”,　所謂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從于一個人的意志”(24)。斯大林則明確宣布:“社會主義經(jīng)濟是最集中最統(tǒng)一的經(jīng)濟”(25)。于是,　人們吃驚地看到,　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與生產(chǎn)社會化的矛盾,　竟又讓位于共產(chǎn)黨官僚占有與生產(chǎn)社會化的沖突。但長期以來,　蘇共及其領袖們,　卻誤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也許正是基于這種認識,　他們才認為勞動者能夠“實際使用”一切輿論工具,　能“充分享受”言論自由,　乃至自認為蘇聯(lián)是出版自由“這個任務完成得最好的國家”(26)的罷。論文在蘇聯(lián),言論為何不自由?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E44v%RXt~ VX?2vTISpY[66^kH\{J"\;66WEN.COMLAaO Hu-}eJa j5"&AbWKr

然而,　這卻是一種極大的誤解。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勞動者在經(jīng)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從和政治依附的基礎”(27)。蘇聯(lián)那種“公有制”雖然沒有資本主義式的“剝削”和“失業(yè)”,　但勞動者卻仍然存在隨時被政府剝奪生產(chǎn)和生活資料的危險。國家“作為一個壟斷性雇主”,　完全具有“使離經(jīng)叛道者就范的力量”(28)。事實證明,　當局以解職相威脅,　每能有效地使不安分者閉口無言。即使是高層官僚,　一旦失寵,　也會立即一貧如洗。為了保住權力、地位和優(yōu)裕的生活條件,　他們也就只好看著上司尤其是最高當局的臉色說話。因此,　他們便多為諛官,　而甚少諍臣。

還應看到,　廣大民眾對國家的依賴,　物質(zhì)分配的均質(zhì)化、低水準,　又養(yǎng)成他們依賴、崇拜強權,　急功近利、因循茍活的惡劣習性。誰也不愿和不敢講出當權者不愿聽的話,　久而久之也就不愿、不會再用自己的頭腦思考,　而甘當傳聲筒和留聲機。如此,　這樣一群追求最低限度生存的民眾,　也就根本沒有“言論自由”的迫切要求,　他們也實在無話可說、無思可想。

以上,　大約就是蘇聯(lián)長期思想言論禁錮最基本的的經(jīng)濟根源。

三、在黨群關系方面的失誤

“民意”或“公意”的代表與實現(xiàn),一直是個令人困惑的歷史難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曾設想將每個公民的一切權力“全部轉(zhuǎn)讓給整個的集體”(29)。王元化先生已深刻闡明這種“公意”的危險性(30)。

那么,　馬克思主義是如何解決這一課題的呢?

基本思路是:“民意”由“黨意”來代表�！豆伯a(chǎn)黨宣言》把現(xiàn)代社會歸結為“簡單化了”的勞、資“對立”,　并莊嚴宣告:　共產(chǎn)黨人“設有任何同整個無產(chǎn)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產(chǎn)黨人代表各民族無產(chǎn)者的“共同利益”和各斗爭階段的“整個運動的利益”;　理由是共產(chǎn)黨比無產(chǎn)者群眾更加“了解無產(chǎn)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31)。這種宣言是真誠的,　在一般情況下也確實如此。問題在于,　如果黨的領袖產(chǎn)生失誤呢?歷史證明,這種失誤又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那么,　如何在制度上、在具體運作機制上,　保證黨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個問題,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均沒能妥善解決。如果把代表人民的主觀愿望,　視作先定的和一勞永逸的固定結果;　如果沒有人民的參政、監(jiān)督機制(其中也包括人民的言論自由),　又怎能保證黨能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這一問題,　在缺乏民主傳統(tǒng)的蘇聯(lián)變得嚴重起來。人們已熟知列寧論關于階級、政黨、領袖關系的那段名言:　階級由政黨來代表,　政黨由領袖來代表。這是一種單向的寶塔型的“代表”關系,　人民處于最底層,　處于被“代表”的被動地位。也許是迫于當時嚴峻的階級斗爭形勢,　列寧十分強調(diào)三者的一致性,　著重批判了將三者“根本對立起來”(32)的傾向。斯大林也十分強調(diào)黨和人民的一致性,　宣稱“我們的政府和黨除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操心的事情外,　沒有別的利益和別的操心的事情”(33)。他甚至拍著胸脯對選民表白:“你們可以大膽地信賴斯大林同志�！�(34)他是那樣熱誠,　又是那樣自信。1948年斯大林親自修改和批準出版的《斯大林傳略》,　竟然宣稱“斯大林每一句話都是代表蘇聯(lián)人民說出來的”(35)。然而,就是在這個重大問題上,　蘇共既脫離了唯物論,　也背棄了辯證法�！�歷史已經(jīng)證明,　黨和人民的利益并非時時處處都能保持一致,　黨及其領袖也并非天然地具有永恒代表者的地位。從總體上說,人民也能夠認識其利益所在,并有權監(jiān)督那些“代表者”和“公仆”。事實證明,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蘇共,　就辜負了蘇聯(lián)人民的信任,　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給俄國歷史留下了嚴重后遺癥。斯大林的忠實追隨者雅各達就曾在獄中自白,　“到處都在演戲……為人民服務是演戲”(36)。到赫魯曉夫時代,　就干脆把命題顛倒過來,　聲言“誰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　誰就永遠同人民在一起”(37)。既然“黨的立場和觀點”(實際上是領袖的立場和觀點)成了人民利益的代名詞,　那么,　生產(chǎn)資料“國有”(也即黨有)也就是人民所有,　“國有制”也便成了“公有制”。這種邏輯多么順理成章,　又多么荒唐可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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