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外債作為中國近代外來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近代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影響巨大，對此學界已有諸多研究，但學界少有關注外債在活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獨特運行框架和制度特征。鑒于此，本文首先從外債制度演變表現(xiàn)出的若干特征入手，認為在近百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外債制度演變具有債務主體單一化、債款來源多樣化、債務管理法規(guī)化和債務運行自主化的趨勢，而后論文又結合中國近代的民族-國家建設過程和制度的移植-變遷對外債制度演變所表現(xiàn)的趨勢作更深一層的剖析。
　　關鍵詞：中國近代/外債制度/演變

　　隨著全球經(jīng)濟交往的加強，國際資本的流動也趨于頻繁，外債是國際資本的重要流動方式。19世紀中葉后，中國與國際經(jīng)濟活動的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外債也成為其外來資本的重要組成。學界對于外債問題已有諸多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角度大都在中外經(jīng)濟關系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的范圍之內(nèi)，因此比較關注外債的性質(zhì)討論和具體外債債項的考證，而對于外債活動的制度性特征注意不夠，忽視了外債制度的獨特運行框架及其演變趨勢，鑒于此，本文擬從外債制度演變表現(xiàn)出的若干特征入手，對其近百年的發(fā)展趨勢作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債務主體的單一化

　　近代以前，中國的經(jīng)濟制度內(nèi)并不存在外債活動，因此在中國近代外債展開初始，清政府找不到可仿照的模式，只能固守“天朝大國”的姿態(tài)，如時人評論為“中國士大夫拘于成見，往往高談氣節(jié)，鄙棄洋務而不屑道”1，“于其國政民俗，終罔有所知”2，不愿正視借債的局面，結果在外債活動上，就無法明確舉債主體，只能按照原來廣州制度下的商債形式或地方政府的財政應急方式進行處理，出現(xiàn)了地方政府舉債占主要地位和多頭舉債的局面。
　　借用外債為政府開辟了新的財源，緩解了日見緊迫的財政危機，中國政府也就在財政體制中逐漸確認了它的存在，于是自19世紀60年代中期起，外債活動與中央財政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同時，鑒于前此的外債活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糾紛，因此在具體的外債制度建設中，為了適應國際金融資本家所強調(diào)的外債活動中“主權”責任，中央政府承擔起舉債和還債的責任，外債活動進入了明確債務主體和債務主體單一化的過程。
　　首先是設立專門的外債管理機構。呈現(xiàn)了一個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兼管，到度支部的監(jiān)管，一直到民國時期在財政部公債司專管的過程。其中，中央政府逐步成為外債制度的核心，明確債務活動的債信來源于國家，來源于整個國家對外的形象，“無論內(nèi)債外債，均與國家信用有直接關系”3，“如有因公要需，借用洋款，皆須先行奏明，經(jīng)中央政府允準，照會各國駐京大臣立案為據(jù)。其出借之洋商，亦必先稟報駐京大臣，問明中國政府果系奏明有案，方可借給。若無奏準案據(jù)，而私自借給者，無論曾否訂立合同，國家概不承認。設有事故，亦不能為之代追”4。發(fā)展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為強調(diào)的是“政府外債之舉借，其契約應經(jīng)財政部主管長官或其授權代表之簽署”5，也就是說，外債合同所承擔的是國家義務。同時為了確認外債的“國家義務”。自民國建立開始，為了樹立債務信用，中央政府還逐步對相關外債進行了清理，“民國十余年來，整理債務之經(jīng)過情形，可分為四大時期，一曰全部整理計劃時代（民國二三年間），二曰局部整理實施時代（民國九十年間），三曰無擔保債務整理協(xié)商時代（北京特別關稅會議開會期內(nèi)），四曰無擔保債務整理進行時代（國民政府統(tǒng)一以來）”6。在這些階段中，民國政府為了能夠?qū)ｉT整理債務，在外債管理機構之中又逐步建立相關的外債整理機關，如內(nèi)外債務整理委員會等等，制訂各種整理意見書，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對懸而未決的外債問題進行統(tǒng)一處理。
　　其次是逐步限制地方政府舉借債務，進而使地方政府不舉借外債。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至甲午戰(zhàn)爭前，地方外債占外債總額的76.57%7，但自1894年開始，地方債務的比重就逐漸減少，這種趨勢自民國建立后越來越明顯，“倘現(xiàn)在任各省自借，與將來中央政府之信用實有大不利”8，即使在北洋政府時期，雖然“一省做一省的事，多不受中央的統(tǒng)轄，除了中央放官到各省，各省解餉到中央以外，多不相聞問，以致各省與中央情形不同，各省與各省情形又不同”9，但是這種各自為政，財政分散的狀況并沒有導致地方外債的大量出現(xiàn)10。
　　由此可見，在中國近代舉借外債過程中，外債的舉借主體有一個單一化的過程。當然，單一化并不是指財政部門獨攬所有的外債事務，而是指以財政部門為核心，各相關部門互相配合形成一個外債舉借活動的聯(lián)合體，進而使外債決策得到統(tǒng)一，達到宏觀調(diào)控借款額度、借款時機、借款形式等。而且在宏觀管理的過程中，外債的分類也得到了明確，主管部門分清有直接責任的外債和有間接責任的外債，以明確自身的義務所在，最為突出的是在《外債事務處理辦法草案》中規(guī)定了兩種外債：政府外債與政府擔保外債，前者為“國民政府對外國政府、人民或法團，因契約而發(fā)生之債務”，后者“中國人民或法團對外國政府、人民或法團，因契約而發(fā)生之債務，呈準由政府擔保者”，對于兩種不同的債務，政府的處理是不同的，政府外債由政府機關全權負責，而政府擔保外債，政府對其運用及償還，只起監(jiān)督和查核作用11。除此之外，對于國營事業(yè)與民營事業(yè)的外債也加以區(qū)別，“國營事業(yè)之對外借款并應統(tǒng)一洽借；民營事業(yè)則可由人民自行商洽，經(jīng)政府之核準，即可實行”12。

　　二、 債款來源的多樣化

　　在中國近代外債制度的演變過程，與債務主體單一化相對應的是債款來源的多樣化，就是多種渠道多層次地獲得債款。產(chǎn)生債款來源的多樣化的緣由是復雜的，就主要而言，是兩個原因。
　　一是晚清以來各政府在與西方列強的接觸過程中，實行的是“以夷制夷”的對外交往原則，即不是完全依附于某一列強，而是希望在列強利益平衡的狹縫中保持有“半主權”，也是在“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進行“半獨立”的活動，這樣的原則體現(xiàn)于外債，就是政府總是希望能從多方面獲得借款。
　　早在19世紀70年代匯豐銀行主宰中國外債的時候，李鴻章就曾策劃與美國資本合作成立銀行，以突破匯豐的壟斷地位。后來在舉借蘆漢鐵路外債時，清政府也是讓美、英、法、德、比各國資本家同場競爭，經(jīng)過選擇，最后認為“鐵路借款非常之難，美國定要包全工，額利之外另索余利四分之一，儼然股東，事權全屬，流弊甚大”13，而比利時“系小國，不干預他事”14，最后選擇了比利時。張之洞也曾提出這樣的觀點，“專借英款，將來無論如何搜刮，亦不能還清，英國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一患矣”15，因此不宜請英、法諸大國商人包辦，應請比、奧等小國商人16，只有提倡各國競爭，“則美英法比諸財團，勢必紛紛輸財于我國，而俄日更借，必極困難，理化家所謂，既長我之財力，必縮短彼之財力”17。當?shù)V務、鐵路兩大公司設立之際，左中允、黃思永建議所有路礦事務，“勿專借一國之債”18。
　　就是歷來為國人所責難的一些借款，如庚子賠款，在它轉化為借款時，也是考慮了多國與一國的利弊的，“銀若一國借出，款數(shù)既巨，必不肯多寬年限，故不若分欠之各國為妙也”19；再如“善后大借款”在舉借過程中，鑒于銀行團的條件比較苛刻，曾有兩次企圖另辟渠道的做法，一次是唐紹儀力圖利用外國銀行家之間的競爭，與由俄亞銀行與比利時銀行家組成的華比銀行（Banque Sino-Belye）達成的借款，即華比借款；一次是熊希齡在六國銀行團獨占對華借款權的霸道行為下，企圖從其他途徑獲得借款，與英國姜克生萬國財政社（The Jack－s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ndcare）的代表柏沙爾（E.F.Birchal）商洽借款，7月12日訂立了10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后來姜克生萬國財政社將承辦借款之權轉讓給了倫敦的克利斯浦公司（C.Birch Cripand Co.），成立了克利斯浦借款20。
　　二是資本發(fā)展的必然，資本的天性在于追逐利潤，馬克思曾對資本有深刻的剖析，“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shù)睦麧櫍�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的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21。外債作為資本向國外輸出的形態(tài)，不可避免地帶有這樣的天性。19世紀70年代以后，國際資本市場形成，西方資本從低利率國家向高利率國家流動是一普遍現(xiàn)象，于是西方金融機構就紛紛為擴大市場而展開競爭，如1909年美國總統(tǒng)塔夫脫宣告，“政府必須認識到存在于政治與經(jīng)濟利益之間的一個基本聯(lián)系。美國金融界和工業(yè)界的代表尋求投資機會與市場，無論他們到何處，政府必須相隨”22。正是各國努力地幫助本國資本尋找出路，尤其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尋找投資市場，需要與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競爭時，中國外債來源就有可能多樣化。20世紀初，美日等國的興起后，明確對中國的資本輸出的欲望，“美國的資本，現(xiàn)在正向中國矚望。因此，我特別急于要做的，就是促進美國資本對中國的投資”23。
事實證明，雖然在中國近代的外債舉借中，各國金融為了避免惡性競爭，曾組織“國際財團”希望能夠在中國的外債進行“共同管理”，企圖以單一的面目出現(xiàn)，但是結果卻不理想，無論是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五國銀行團還是后四國銀行團，就其實質(zhì)活動而言，都只是短暫的“聯(lián)合”，無法真正發(fā)出“同一個聲音”。
　　近代外債債款來源的多樣化表現(xiàn)為：第一，18世紀70年代，英國獨占了中國外債，單單匯豐銀行就占有了清政府借款額的70.2$，1894年后，局面轉變?yōu)楦鲊鴧⑴c外債活動，這些國家包括美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俄國、比利時、荷蘭、丹麥、西班牙、葡萄牙、奧匈帝國等等。

1894

1902

1914

1920

1930

1936